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田国良先生，最近完成了一项科研课题，名曰《省部级干部腐败案例研究》。该课题就高官腐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腐败高官八成受贿，所选案例约有63%的案主在作案后仍获提拔。
这项研究结果的亮点，应在于“六成高官作案后仍获提拔”。它难免会进一步强化许多人内心的这样一个感觉：咱们官场社会真宽容！如大家所知，关于领导干部“带病复出”、“带薪服刑”的事儿，媒体已经议论得略显疲劳。于是最近又有一个新词横空出世，叫“戴罪升职”，说的是河南最近连续被曝出5起被判有罪的干部官儿照当的怪事。
没想到才过几天，又有“戴罪升职”怪象被公之于世。从田国良研究的时间跨度来看，“戴罪升职”其实不是新问题。因为，课题主要研究对象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那么副省部级以下的“戴罪升职”现象，想必更为可观。
所谓“戴罪升职”，究竟是犯罪后被发现仍获提拔，还是用人失察而获提拔？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及。我想，这两方面情况应当兼而有之。有报道说，河南固始县国土局矿产稽查大队队长许新被公开宣判为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结果，他的升迁之路由此铺开：调任为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很快又升任为国土局副局长，堪称火箭式提拔。综合分析，“戴罪升职”产生的原因，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火箭式提拔；二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铺开。
关于火箭式提拔，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时候，这种提拔方式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而上级领导之所以超常规提拔干部，往往与其自身利益有关——要么被提拔者与自己有权钱交易，对方被提拔后，某种程度上就有了更大的抗调查能力；要么对方是亲属或亲信，提拔他们可为自己留条后路。既然其中有利益关系，有“病”或有罪问题自然就被忽略了。
阜阳窝案中就有个典型人物，叫尚军，原本是个颇有姿色的普通女工，自打与王怀忠、王昭耀两位高官有了暧昧关系后，马上就坐上了升迁的火箭：从女工，到警察，到警长，到法院院长，到卫生厅副厅长，直到阶下囚，历时不到6年。可见，突破程序的火箭式提拔，绝大多数都是病态的，都必须警惕。
至于官员财产申报，当然也是预防“戴罪升职”的有效途径。因为这项制度，本质上是个全民监督制度，一旦官员申报的财产与事实不符，群众雪亮的眼睛就会及时发现。
综合来说，一切腐败问题的根源，还是民意缺席。无论是火箭式提拔，还是财产申报制度的阙如，终归还是回避了民众的监督与感受。因此可以说，好制度，更需好监督护航。（椿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