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地都从作风上给官员念紧箍咒，要求大家工作上破除形式主义，生活上“过紧日子”。贵州1月4日做出一项新规定，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到乡镇、村调研一律自带干粮、方便面，不给基层增加负担。有的地方精简会议，有的地方大桥通车不办剪彩仪式，达到了节约时间、精力和财力的目的。
这些年经济发展了，政府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某些官员大手大脚的地方也多起来。老百姓似乎不在乎了，一方面是因为麻木，另一方面是在乎也没用，人家“我自岿然不动”。现在各地新班子重提作风建设，体现了一种政治清醒与道德自觉。
如果说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价值追求，而在价值与工具或曰方法之间，我们似乎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偏好，就是习惯于从道德上提要求，甚至沉迷其中，而不懂得运用一定之法，靠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们以“过紧日子”自勉自律时，油然出生一种崇高感，从而遮蔽了对工具、方法的探究。
结果就是一种道德诉求与“绩效”上的反差：官员在某些方面道德自律了，但在另一些方面照样大手大脚。比如，根据2012年财政预算，全国财政部门在2012年12月要完成突击花掉两万亿元财政资金的任务。虽然财政部长谢旭人表示，要防止年底突击花钱，但大家按人大批准的预算把钱花掉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一财政预算安排的宏大叙事下，所谓勤俭节约可能于事无补。
所谓政府“过紧日子”，其要义不是有钱不花，而是不该花钱的地方首先就不该安排财政资金。进一步说，就是合理安排预算，严格控制政府各项开支。“三公”消费以数千亿元计，根子在于预算给官员们安排了“三公”消费资金，如果人大把好预算关，从资金上掐住“三公”消费的脖子，那么即使官员想挥霍浪费，也成了无源之水。
勤俭节约，即不该花钱的地方不花钱，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个体或家庭的美德。它对政府其实是不适当的，因为在公共管理中哪些地方该花钱、哪些地方不该花钱，不能由官员说了算。政府的最高“美德”是依法行政，如果政府预算经过民意机关审查与批准，官员按批准的用途把钱花掉，民众不会指责他们如何浪费。官员因公务下乡，吃吃工作餐，并无不可，而且必要。自带干粮，可以风行于一时，却很难一以贯之。
现在的预算制度，不仅随意给官员“批钱”，而且逼他们挥霍浪费。去年，湖南长沙一家企业状告省财政厅等机关在政府采购中，原本1500万元可以完成的采购，最后却以3000万元高价成交。而相关官员回应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花完预算”，否则来年预算就会等额减扣。看看各地宏伟壮观的政府办公楼，看看“三公”消费的公开数据，我们总是归咎于官员的铺张浪费，殊不知病根不在官德，而在预算制度上。
政府的作风，根本上还是有赖于制度建设；官员是否真“过紧日子”，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道德倡议，而在于政府预算给他们安排了什么开支项目、给每个开支项目安排了多少钱。把好预算编制与审查批准关，是引导官员“过紧日子”的一条捷径。与这项制度相比，节约的道德诉求只能算“没有办法的办法”，最终作用极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