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广东正分别在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各选择一个县和一个区，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工作。他称2014年前完成试点，并将逐步推开。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并不是广东的首创。此前，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都曾试点过这项工作。广东此次再提官员财产公示，之所以仍然引发强烈关注，一方面可能因为其相对富裕，公示财产更有现实意义，而且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多少年来广东的改革举措一直引领全国；另一方面，此前各地的财产公示多是市县层面的动作，而此次广东虽然仍是选择区县试点，却是来自省委、省纪委的统一部署。
广东的试点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与之前各地相比会有哪些变化，暂时还不得而知。试点的实际效果，显然还需要实践检验。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官员财产公示的现实困难肯定很大，尽管此前已经有过多地试点经验，也不大可能一下子尽善尽美。财产公示的最大意义，更在于通过不断的试点完善，最终更加明确以财产公示来让官员接受公开监督的廉政建设方向，并逐渐逼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关注官员财产公示，除了实施细节，其实也需要关注某些公示本身之外的东西。比如：公示之后怎么办？
盘点阿勒泰、慈溪等地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当时都曾广受关注和好评，并引发公众对加强官员监督的强烈期盼，但置之于全国廉政建设的全局，这些试点似乎又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带动效应。究其原因，除了财产公示过程设计中的不尽完善——比如公示官员有限、公示范围较小、缺少虚假问责等等，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试点仅仅只是试点，试点之后再无下文。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没有能够得到制度化的总结和完善，并促成下一轮财产公示的实施。
官员财产公示是国际上通行的反腐利器，也成为近年来国内呼声很高的改革举措。然而，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需要切合实际的具体实施方案。官员财产公示只有通过不断的试点、完善，再试点、再完善，才能实现最终的全面实施。尽管，只见试点不见后续动作的财产申报，依然存在不可抹杀的进步意义，却很容易给人以试点不成功的错觉，产生财产申报很难深入的误解。每一次试点都只是分立动作，缺少系统性和完整性，客观上消解了试点的指引和方向价值。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重申了反腐的迫切性，各地也都加大了反腐的力度。在这样的决心支持下，相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施应该会有更多的突破。此次广东提出选择两个县区试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广东又何尝不是全国的试点？热议试点，更是期待试点后的每一步前进，期待财产公示在更大范围内的全面推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