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读卖新闻网站报道，制造8月27日的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车上日本国旗被夺事件的两名男子，9月5日已经被释放（9月6日人民网）。
上月，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反遭日警无理拘捕。人虽获释，钓鱼岛议题却持续延燃烧，中日政治关系紧绷，唤起多少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记忆。两国国民情感高度对立，网民叫骂不断，甚至传出游行抗议举动。一时间，两国关系陷入谷底，有识之士忧心不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月27日下午，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驾，在北京四环路遭到两辆轿车拦堵。一年轻男子下车，将日本国旗抢走。抢旗事件爆发，第一时间抢攻媒体版面，直接挑动两国民众敏感神经。如何妥善应对，让事件迅速降温，考验中国政府的智慧与胸襟。
就法论法，此案有两大法律问题亟待厘清。一是日本大使座驾是否属于日本右翼人士所言，是与使领馆类似的海外流动领土？如果答案不错的话，问题性质陡变。攻击大使座驾，抢走国旗事件，不仅是一般的外交失礼，实已构成严重的政治冒犯，他国提出强烈抗议，采取报复措施，也是意料中事。
其实，传统国际法上的“治外法权”理论，强调派遣国大使馆乃本国领土延伸，外交官在拟制领土上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二战后，此一学说早已失势退潮。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驻外大使馆馆舍不是从接受国领土分离出去的派遣国领土，而是接受国领土。1986年我国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与国际公约英雄所见略同，别无二致。
法谚云：举重以明轻。既然一国驻外大使馆绝非海外领土，那么地位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使座驾绝非派遣国海外领土，其理甚明。如此一来，纷纷扰扰的日本海外领土遭到中方无理冒犯的无端指控，不攻自破。
第二个问题是，愤青的鲁莽行径，中方到底应如何定性处理？君不见，日方外相兴师问罪，强烈要求中方展开刑事调查。而中国网友则针锋相对，为其大声叫好。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白纸黑字，写得清楚。第二十条：使馆馆长有权在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国之国旗。第二十六条，确保所有使馆人员在其境内行动及旅行之自由。第二十九条，外交代表人身不得侵犯。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特示尊重，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有任何侵犯。
不难看出，日本大使完全有权在其座驾插上国旗，于北京市内行驶，少数愤青阻截迫停、抢夺国旗，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中国政府负有国际义务，以国内法惩处肇事者。图一时之快，拦截日本大使坐骑，威胁大使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交通安全，涉嫌违反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警方给予行政处罚，谁曰不宜？
话虽如此，我国方面是否非得仰人鼻息，需要一味祭出严刑峻法伺候，以儆效尤，则大有商榷余地。毕竟日方无理拘捕保钓人士在先，事出有因；且肇事者也无犯罪前科，其情可悯，轻率动用刑法大棒，反而会激起民怨，让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健忘的日本朝野，可曾想过1985年，日本愤青小山六之助，春帆楼外举枪行刺清国全权大臣李鸿章。李中堂面门中枪，血流如注，举世震惊。口口声声大谈司法独立的日本政府，轻判凶手无期徒刑了事。梁启超写下《马关夜泊》一诗，末句为春帆楼下晚涛哀。百余年弹指一挥间，变了人间，外人向中国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9月4日，北京警方快刀斩乱麻，顶住重重压力，明快宣布：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两名主要责任人已被行政拘留，一名次要责任人受到警告。公安机关对两人处以5天行政拘留的处分后，于9月5日将两人释放。事件圆满落幕，中国政府依法处理，不卑不亢；拿捏得当，不枉不纵，可谓不留把柄，滴水不漏，尤其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