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31日，《深圳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首次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条例，乱吐、乱扔等行为，将被责令清理并处200元罚款；公共场所吸烟罚款500元；一年内三次以上违反规定，将被再追加处1000元以上罚款。（《工人日报》9月3日）
为促进城市文明水平，对“乱吐、乱扔”之类不文明行为实施必要处罚，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深入分析这一以“重罚”为首要鲜明特征的《草案》，其中显然还存在不少疑问疑虑。
对照我国《行政处罚法》，分析《草案》中的不少条款，会发现二者实际上存在较多不太吻合甚至是乖违之处。比如，对“乱吐、乱扔”等行为，无论具体情节，《草案》均规定“200元罚款”的最高处罚额度。而依据《处罚法》，“实施行政处罚，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并要求“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再如，《草案》规定，一年内三次违规，再追加处以1000元罚款。这种在已处罚基础上再追加处罚的方式，是否有违“一事不二罚”原则？
另一方面，这种努力追求“重罚”的规定，今后在现实当中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能否保证“有法必依”、“必行”？比如，对于诸如“随地吐痰”这类长期形成的不文明痼疾，过于严苛且猝然降临的“重罚”措施，是否会面临“法不责众”的执行困境以及“不教而诛”的抱怨？
而从执法角度看，“重罚”可能面临的疑虑同样不少。比如，“乱扔垃圾”之类不文明行为，原本极其普遍、琐碎，一旦严格重罚必罚，势必需要配备一支极为庞大的执法队伍以及不菲执法成本。再者，“重罚”一旦落实“罚款经济”，“钓鱼执法”的风险又将如何有效防范？从以往经验教训来看，在预算软约束、财政透明度不高的制度背景下，这种风险显然并不是一句简单的“罚款决定与收缴分离，全部上缴国库”规定就能真正化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