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5日，广东肇庆市公安部门对外公告，凌晨5时30分，犯罪嫌疑人董某拿起扁担，疯狂追打公安民警。多次口头警告和鸣枪示警无效，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警察被迫开枪自卫。受伤倒地的董某，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消息一出，外界评价不一。有网民惊讶：嫌犯或罪不至死，警方不无滥用枪械之嫌。另一方面，不少民众力挺警察，袭警风气断不可长，妖魔化警察不啻理盲而情滥。双方激辩正酣，未有定论。
近年来，重重压力下，警方现场击毙嫌犯消息，时有所闻。2009年，贵州安顺市一派出所副所长张磊，闹市连开五枪，击毙两人。对此，舆论哗然，议论纷纷。反观我国警界内部，同样抱怨连连，相比美国同行，中国警察算得上谨小慎微。
2006年，大连火车乘警被打死也不敢开枪，令人闻之唏嘘。20年来，全国因公牺牲的民警达6000余人，负伤10万余人。有人将此概括为：“时时有流血、天天有牺牲。”中国警察腹内辛酸，有谁能知？
就法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五条，白纸黑字强调：以暴力、威胁方法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现有警察涉枪管理的法规规章，全为2000年立法法颁布前制定，不属法律，位阶不高。同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多少也有落差。
以1996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为例，第九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十六种暴力犯罪的行为情形，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
以上多项条件，首先足证，警方开枪门槛不低，不能恣意而为。其次，法律上“可以”与“应当”大相径庭，并非随意可开的“空白支票”，警察理当谨慎观察，以临渊履薄心态审慎行使。最后，何谓使用武器，在法律上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亟待公安部以规章形式予以明确细化：何时对天警告性开枪，何时允许直接对嫌犯射击，何时可以射击嫌犯非要害部位，何时方能射击嫌犯要害部位。
一言以蔽之，警察使用武器，万万不可与当场击毙划等号，其理甚明。1999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功亏一篑，未能有效衔接国务院法规，仅细化不许使用枪支七种情形，对最为关键的何时可以开枪，全无着墨。
放眼海外，日本对警察使用枪支，规定极为细致：首先，避免因使用枪支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其次，用枪指向犯罪分子，起不到威慑作用时，可向天空等安全方向开枪；再次开枪时，要警告对方“我要开枪了”；警察如果在执行任务中开枪，事后要向上级做出详细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