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1日酒驾新规实施以来，醉驾者要承受的不再只是记分、罚款和拘留，而是拘役以及被记录在案的犯罪记录。事实上，早在新规实施之前，公众视线就一直聚焦于此。然而，在醉驾入刑之后，公众在寄予厚望的同时，关于能否执行的忧虑也持续存在。
近年来国内多个地市出现了因酒驾酿成惨剧的案例，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公众的忍耐极限。醉驾入刑，让醉驾者的违法成本进一步提高，也使得执法机关在加大查处酒驾力度时，有了直接有力的法律依据。那么，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如何体现法律的公信力和震慑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部门是否能够真正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近日有关“醉驾未必入刑”的言论一出，社会舆论的反弹似乎超出想象，这并不难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醉驾入刑是民意推动的结果，彰显了民心所向和社会的进步。而在实施之初，公众显然不能接受被打了折扣的执行力度。
公众所担心的“折扣”，最可能体现在具体的执法行为中。笔者多次参与警方的查酒驾行动，有不少酒后驾驶的司机在遇到交警盘查时，车门紧锁，在车里打上一通电话。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打电话求援未必奏效，但这也确实说明有人情关系在干扰执法。因此，要想真正在执法过程中杜绝“看菜下碟”，并不容易。
酒驾者拨打求援电话的背后，是应对酒驾整治行动的侥幸心理作祟。这些酒驾者当中，不可否认有公职人员的存在。在几经周折之后，公权力和法律最终将产生碰撞。并且，在醉驾入刑之后，查处醉驾行为不再是单一部门执法，而是涉及多个执法部门，查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应为醉驾“求援”留下出口。
醉驾入刑后，对于醉驾行为的突击式检查有望转而形成制度化，依靠法治力量形成常态，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酒驾司机的侥幸心理，让打电话求援的驾驶员少一些。但是，这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
法律的力量来自公正。公众的忧虑在于法律的普适性是否得以真正实现。在违法成本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就更不能允许法外特权。这就要求执法机关严格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办案质量，增强办案人员乃至执法部门官员的自律意识，同时将执法过程和结果公开化，接受社会监督。 (董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