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浙江的百余吨“毒油”被倾倒在宿州市埇桥区的一个小山村，案发后专案组前往“毒油”囤积地——浙江松阳县寻找“毒企”。松阳县承认“毒油”出自该县，并愿意替“毒企”支付赔偿费用，但未透露“毒企”的名字。（6月3日《新安晚报》）
“毒企”千里奔袭只为“倒毒”并不是孤例，但是政府出头替“毒企”善后却是第一次。异地“倒毒”充满主观恶意，恣意危害环境，理应受到重处。而政府愿意为之买单，并拒绝透露“毒企”的身份，自然是赤裸裸的包庇，对企业来说则是变相的鼓励。
这看似失去理性的疯狂举动，未必没有扭曲的思维逻辑。在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中，“有毒的GDP”向来是政府难以割舍的难题，最优选择自然是把“毒”留给别人，把GDP留给自己。这也是为何一些地方地下排污，或者江河直排屡禁不止的原因。
政府买单赔偿不过是“唯GDP”价值的根深蒂固，别人的环境权益是其它政府的责任，别人的群众有意见与己无关，万一出了问题，大不了花钱摆平，足见地方政府社会责任与担当于此彻底沦丧。政府买单赔偿比“跨省倒毒”更毒。百余吨“毒油”跨省倾倒，足以证明该企业不堪污染处理的重负，异地倒毒或者就地排放，或许就是常态了。这些情况如果说地方政府不知情，显然不靠谱。
一味批评政府无视公共伦理，倒不如反思这些地方何以会投身于旁门左道。自然，一是“唯GDP”的强大政绩评价惯性；二是法律堵不住故意污染环境的恶行，排污的惩处成本、机会成本，要远小于治污的投入成本。
建立法治政府，巩固政府的执政伦理，有法可依是前提，政府买单“跨省倒毒”赔偿尽管极端，而缺少法律屏障，出现的思维荼毒却是必然。防止对污染排放的纵容，一方面要修正政绩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要健全污染环境法律法规，降低入罪门槛，有序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提高恶意成本，形成多方利益制衡。（房清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