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3天16个航班遭“诈弹”密集威胁，虽然没有直接威胁乘客的生命，但已然严重扰乱了飞行秩序和安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不小的财产损失。如果加上此举导致公众对航空运输安全可能产生的不信任，民航业遭受的损失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加重处罚吗？
据新华社5月18日报道，17日下午，北京、广州、重庆、深圳多地飞往上海的航班受到恐怖信息威胁，5家航空公司的11架飞机因此备降、返航或者重新安检。经公安机关查证，上述均为虚假恐怖信息，43岁的犯罪嫌疑人季某在作案后两小时内被抓获。
就在5月15日，刚刚有5架航班遭受类似恐怖威胁，当时还有专家表示如此数量的航班在同一天遭恐吓信息是“世界首次”，而这一“纪录”仅仅保持了两天。
此前，我国也发生过一些航班被虚假恐怖信息威胁的事情，但3天16个航班受威胁的频率实在令人震惊。众所周知的是，国内航班的准时率已饱受诟病，如果再放任“诈弹”频发，航空运输只怕愈发要让人“敬而远之”了。这对整个航空业来说，都将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目前，这两起案件的始作俑者均已被警方抓获，但有关他们如此行为的原因尚未有明确说法，而从以往经验来看，无外乎“悲观厌世报复社会”、“为求干大事的快感”、“开玩笑闹着玩”、“私人恩怨”之类。相比航空公司的损失、乘客的延误、飞行秩序的混乱等严重后果，这些原因总是显得十分轻佻。
遭遇这样的恐怖威胁，航空公司别无选择，就算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也只能返航重新检查，因为乘客生命是天、飞行安全是天。然而，对于个别人闲极无聊或者纯属泄愤的行为，相关方面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吗？为什么一些人会如此肆无忌惮地制造航班“诈弹”？怎样才能遏制航班“诈弹”频发的局面？
专家的意见很明确，一些人之所以会开个玩笑甚至打个赌都敢打电话威胁航空公司，盖因处罚太轻。从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航班“诈弹”的案件均以第291条第二款进行处罚——“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最高的判刑只有4年，所处的罚金也只是1000元到2000元，多数行为人只是被处以行政拘留数天。与此同时，我国1996年起实施的《民航法》对虚假信息威胁航空器的行为并没有细致的条款和解释，这也造成了有关部门在处罚、判决类似案件时缺少法律依据。
相比之下，国外对类似案件的处罚相当严苛，美国纽约州对于此类行为可处以20年及以上监禁，罚金也是20万美元起。有的国家一旦危及飞行安全的罪名成立，行为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对于重典是否有用，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治理酒驾。数年前，几起严重的因酒后驾驶致多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引发了关于处罚过轻不足以震慑酒驾行为的质疑。几经讨论，《刑法修正案（八）》终于将醉酒驾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犯罪。而这一做法收到了理想的成效，酒驾案件大幅度降低。
此番3天16个航班遭“诈弹”密集威胁，虽然没有直接威胁乘客的生命，但已然严重扰乱了飞行秩序和安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不小的财产损失。如果加上此举导致公众对航空运输安全可能产生的不信任，民航业遭受的损失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加重处罚吗？
如何加重处罚，比如，这种行为是否有设立独立罪名的必要，哪些情况算是“造成严重后果”，一次恐吓多架航班在量刑上该怎么算，在处罚力度上如何与国际接轨等等，这些都有待相关部门尽早讨论并提上立法日程。
在航空运输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乘飞机出行的背景下，对航空业和相关部门来说，保障安全无疑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而对那些动辄拿别人生命开玩笑、视公共安全为儿戏的人，法律绝不能姑息更不该姑息。（林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