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的赵先生用手机为济源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照相，本打算夸夸城管人员，不想手机竟被城管人员抢走。(1月16日《大河报》)
每个人都希望被赞美，但是，当赵先生举起表达赞美的手机时，城管却慌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将赞美变为气愤，“回击”了赞美自己的动机，那么是谁让城管失去了接受赞美的能力？
城管是小贩眼里的“瘟神”，一看到城管，胆颤心惊；城管是某些部门的“打手”，在一些火爆画面中，他们的出镜率最高；城管是文明社会的“化外之民”，他们对待自己的同胞毫不留情。这或许就是大多数民众心里的城管形象，而城管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当看到向他们举起的手机时，他们条件反射地选择了抢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会有赞美落到他们头上。
城管不愿意相信会有赞美，是因为在人们的眼神里，他们读懂了深植于普通百姓心头的怒火。而长期的舆论关注，也让城管形成了可怕的自我认同，在选择成为城管前，部分人员会有心理挣扎，而一旦成为城管，所有行为都变得天经地义，因为他们是城管，注定不可能成为被管者的朋友。
当人们看到城管追小贩，城管搞强拆时，他们会觉得这就是城管。而当人们看到城管在严寒中温柔执法时，他们不相信原来城管还有如此可亲的面孔。济源城管局办公室李姓工作人员解释说：“城管人员在执法中为啥怕拍照，主要是怕被传到网上。”这句话表明，他们担心网民会节外生枝，以“赞美”为突破点，把深藏于内心的愤怒泼向城管，抢夺手机是因为城管“害怕”。
当曝光意味着“谩骂”的到来，当与民众的距离变得那么遥远，城管就已经失去了接受赞美的能力。当他们将来回首曾经的岁月，可能会为追赶小贩而后悔，会为某些行为而感到羞愧。然而，当其城管的职能越来越多，管理的任务越来越庞杂时，他们貌似已经没有了选择。作为个体，他们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但穿上城管的衣服，他们便是“铁血执法者”。
鄢烈山曾著文《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称，如果社会自治的思路（并不排斥政府作用）被否定了，那就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规范城管的执法行为。由此可见，城管执法也需要规范，城管之所以失去接受赞美的能力，就是因为做了许多“分外之事”，或有诸多不当言行，这是他们害怕群众围观的根本原因。
做自己该做的事，执自己能执的法，接受赞美又何妨？（欧阳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