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学者豆小红做过一个相关研究。按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他抽取了几组湖南高校毕业生样本，分析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调查结论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75.71%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但也有16.76%的人持反对意见，他们坚持“奋斗能改变命运”；其余的7.53%，选择了态度含糊的“说不清”。（9月26日《潇湘晨报》）
父辈职业地位决定子辈职业地位，并不奇怪，古今中外皆然。如果把个人奋斗当做成功的基础，而那些已经成功的父辈就相当于为子女铺就了较高的垫脚石，其子女离悬在头顶上的金苹果更近，甚至触手可及，这是我们身边不陌生的现实场景。正如一项调查显示，“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
在一个成才机会多元化、各种上升渠道未被梗阻的社会，奋斗改变命运，贫寒子弟完全可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逆袭”。相反，即便父母再荣华富贵，如果子女不成器，坐吃山空，甚至以身试法，最后被社会淘汰，则完全正常，富不过三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富人不敢堕落，穷人看到希望。只要公平不坠，穷人的孩子只要肯奋斗就能有收获，他们就不会怨天尤人。调查显示，不少草根对自己的处境、职业、发展不满意，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强烈，甚至有仇富心理，容易怨天尤人或自甘消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有草根说，“别人有背景，我只有背影。”只有背影不可怕，怕就怕他们奋力拼搏之后，也抵挡不了坚硬的现实。比如有的草根在公务员考试中名列前茅，却收获名落孙山的结局。
为了让草根实现逆袭，应该强力维护社会公平。一方面要清理和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因素。应该看到，同是新生儿，生在农村与生在城市，其未来享受的生活、教育、发展等资源不尽一致；哪怕同是生在城市，生活在京沪与生活在一般城市，其未来也不尽一致。比如，前不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其研究课题“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广东、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尽快消除附加在户籍上的类似资源不公平分配，就必能进一步推进制度公平。
另一方面，严防拼爹的恶意蔓延。父母为官、为富，子女在就业时适当仰仗一下父辈资源，也无不可，但前提是不能戕害公平正义。一些地方，权力“世袭”堂而皇之，“萝卜招聘”肆无忌惮，比如有的招聘赤裸裸地设定条件，只招正科家属，还有的直接给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官员子女加10分……我们又看到，有的公立幼儿园仅面向公务员子女，有校车只接送“有背景”的孩子……如此赤裸裸的歧视，势必增加草根改变命运的难度，难怪有人幽幽而叹，“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
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有了这四大公平，草根就能逆袭，社会就会因开放多元而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