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发言
19日,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召开全国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工作会议,要求300余个试点县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取消县级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政策,药品价格要降低15%左右,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几个月前,北京正式启动公立医院改革,同样剑指以药养医。在有关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取消15%的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同时增设“医事服务费”,凸显医术价值,在医保定额支付医保患者每人次40元的基础上,每次普通门诊2元、副主任医师20元、主任医师40元、知名专家门诊60元。
而在8月底,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正式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一旨在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国家大病医保新政,提出大病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而在广东的番禺,这一比例最高达到85%。
事实上,在新医改的深入推进中,2011年底城乡居民参加三项基本医保人数超过13亿人,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全民医保体系的初步建立,终于让群众“生得起病”。此次大病医保新政的出台,开始让群众“生得起大病”。
这些情况表明,从国家到地方的新医改,开始从两个方向攻克“看病贵”的难题。一方面从保险制度机制上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另一方面从医院体制上阻断医疗费用高企的根源。
尽管从理论上看攻克“看病贵”难题的药方可行,但决不意味着实际推行就没有阻碍。从制度设计到让患者切实感受到看得起病,这中间的距离需要各种制度措施的配套,需要环环相扣的制度衔接与实施。
以破除以药养医体制为例,这一为社会所诟病的制度,原初的设计在于减少政府投入、由医院自己养活自己。结果医院采取了卖药赚钱这种初级形式,导致药价虚高,医生开大处方、搞过度检查、收回扣提成。尽管这一制度开始被打破,但从根本上说,医生和医院也需要过日子,如果他们的正当收入在改革后出现较大下降,改革就会失去动力、遇到阻力。公立医院有其公共性和公益性,因而也就有一个公共财政投入的问题。但这个投入,既不能走过去养懒人的老路,也不能走让其完全自谋生路的歪路。北京的改革决定由“医保定额支付医保患者每人次40元”,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如何使公共财政投入激活各方,显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还应当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非一日所成。比如“看病难”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很不均衡。长久的不均衡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基层医院资源缺乏,患者则不信任其服务质量水平,小病也要上大医院,加剧大医院人满为患。要扭转这个不均衡态势,亦非一日所能改变。
事实上,发展城市的社区医院,发展农村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是新医改的一个重要决策。其目的就是把小病解决在社区、乡村。这样就能极大地缓解大医院的就诊压力,更能释放大医院治疗疑难大病的能力,形成科学的医疗服务结构。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基层医院势必需要大量资金注入、医疗人才引入,更需要建立患者的基本信任。只有实现医疗服务体系的均衡化、科学化之后,“看病难”才会成为历史。
新医改的目的就是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最终目标就是便民利民。显然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希望不要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