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一起两亿元审计大案因举报而成功查处；8年后，举报人仍处在现实窘境的纠结之中。
当年，董航和两名同事实名举报交行锦州分行与当地法院联手作假，伪造法律文书，上报交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不良贷款2.21亿元。案值巨大，手段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因而作为典型案例进入审计署向全国人大的专项报告。
尽管举报过程艰辛曲折，案件终能得以查处，涉案者分别受到司法追究与行政处分，雇凶谋害举报人的嫌犯也被判刑收监。对举报人来说，正义的选择没有白忙活一场，还是值得欣慰的。遗憾的是，举报人能否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迄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董航等三人因“恪守着正直与诚实的人生信条”，而选择做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实名举报人。这样的选择，不仅把自己逼上了挑战邪恶的擂台，也直接站向顶头上司的对立面。当他们奔波在举报之路，会收到单位“正式下岗”的通令；当举报日益接近查处之时，被报复凶杀的危险成为现实（一人被刺受伤）。即使举报案结，有政府层面的肯定，有一个举报英雄的名头，而想恢复原有的平静生活，似乎也是奢望。
是不是董航居功自骄、要求太高？此案涉及本单位、本地区权势群体，触犯某些具体对象的切身利益；为了避开这个环境而希望得到异地安置，这种想法、这个要求太正常不过了。何况报复的隐患不是凭空杜撰，而是已有血腥之证，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小小的要求？
不论是伸张社会正义还是经济秩序的维护，举报人堪称国家功臣。褒奖举报人的正义精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必须担起责任。当下问题在于，举报人权益的保护，原则性有余，实际落实不够。就像本案的董航，不过想通过异地安置摆脱跟踪，让妻儿有安宁的生活，不过想保全自己正常工作的权利，有关方面却一脸严肃推来搡去。
举报人请求异地安置，想过“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是正义之士的奢侈或怯弱，而是社会的隐痛。面对这样的现实，与其高调聚焦于英雄的光环，不如实在关注举报人生存状态的改善。至少，不能让他们因举报而丧失职业前景，降低生活质量，因选择正义而英雄气短。
设想一下，保护举报人权益，如果不仅有原则性，更有一套细致、权威的法律制度，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不是举报者心怀凄楚地申请救济，更不是向被举报单位小媳妇般的乞求照顾，而是制度规定必须给予举报人怎样的保护与关爱。落实这些规定，是不容商量、不容懈怠、不容阳奉阴违的；不落实，就要严肃追责，就该有人难辞其咎。（大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