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市民刘先生称：“恩施景区号称要为市民颁发‘凉民证’，创意是谐音于日军侵略时所发的‘良民证’，很伤感情！”恩施旅游局表示，这是广告公司所为，与旅游局无关。（7月11日《武汉晚报》）
就字论字地看，“凉民证”嘛，就是让老百姓凉快的证件，确实无“原罪”，但问题是，这广告创意是给受众看的，而大多公众接受过基本历史教育，无法不联想到“良民证”那一页。即便创意方没有主观恶意，但客观上确实造成了不良影响，几乎可以认定构成“骚扰”事实。
一段时间以来，地方宣传已经误入攀比炒作智慧的怪圈。炒作当然不是坏事，但一味以艳俗联想挑逗公众的眼球，则这样的创意恐怕很难因装作“很傻很天真”而被舆论监督豁免。近日，利川市官方已将“我靠重庆”改为“比邻重庆”，但利川似乎还没弄明白，为何“我靠”会引发诸多联想。
抛开诛心论的有罪推断不说，需要厘清几个逻辑：一方面，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生长在特定环境下的。作为个人，你可以不清楚“我靠”与“良民证”的语境，但作为公共宣传，没弄清楚语言背景与受众心理就贩卖创意，显然有失职失责之嫌。
另一方面，关涉城市形象与品质的宣传，恐怕不能总是秉持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就算你公权一片冰心，只要面目可疑，就得接受公众的“无赖假定”。在现实中，其实公权也很敏感，譬如几年前，维权人士陈书伟因为写了“操”字状，结果被行政拘留15天。
如果说“我靠”尚算挑逗，那“凉民”已是指向底线的骚扰。倘若这点敏感都要被所谓市场营销忘却的话，与道德相关的种种良善之心，是否可回家洗洗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