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认为，国民对收入分配秩序的认同问题是比较重要的：“中国认为自己属于中层的还不到40%，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占了将近55%，全世界都没有像我国这样的调查结果。当时我们把这种现象概括为阶层认同偏下。”
其实，这个问题大约在十年前就已经提出。关于“中产”，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与世界各国的民众对“中产”趋之若鹜迥然不同，也与世界上众多媒体或学者对中国“中产”的成长寄予厚望正好相反，中国人对“被中产”、“不中产”的兴趣甚浓。
为什么中国人对“中产”不感冒，也许与上层对这个词的态度有点暧昧相关。虽然在媒体上、在学术界，大家可以对此讨论得热火朝天，但这个“舶来”的名词一直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甚至有点“三非”的嫌疑。这一次，李培林教授也还是用了两个社会学术语——“中层”和“阶层认同偏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概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中产”这个也许有点敏感的概念。
说起来也很好玩，如果我们查《新华词典》，“中产”这个词被释为“中等财产的人家”，而另一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用得最多，且被赋予浓郁梦幻色彩的名词——“小康”，则被释为“指家庭经济较宽裕，过着中等生活水平的生活”。两者之间，虽然看家庭（人家）的角度有所不同，前者强调着“财产”，后者强调“生活水平”，但关键词恐怕都是“中等”，而且“财产”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想必是毋庸赘言的。
历数我党历史上的光辉时刻，其实都与“财产”相关：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再到改革开放时的“包产到户”，不都是为了帮助人民从无产到有产吗？在2000多年前，孟老夫子就谆谆教导我们：“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今的社会分配方案，已经讨论了8年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不知在哪里纠结得很。不消说，全国人民都当大富豪肯定是不行的，人民大众也根本就没有这个奢望。所以，如若有个“中等财产”或“中等生活水平”，肯定就像《诗经》中所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产”即“小康”，而“全面小康”就是我们既定的要在2020年实现的伟大目标。
在李培林教授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一种焦灼之情。社会学家从专业知识出发，对未来发展看得很明白，如果民众都不“中层”或“中产”起来，恐怕“小康”就会成为一堆枯燥乏味的数字，而不是明亮鲜活、生猛跃动的生活。再看得远一点，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橄榄形社会”而不是“金字塔形社会”。如果长此以往地“不橄榄”，那么社会稳定就只能靠强力“维持”了。
对于“阶层认同”，社会公众总是有从众心理的：如果一个社会以“中产”为主，而且“中产”被认为是社会中坚，那么大家就都愿意聚集到“中产”的旗下。只要有个稳定的职业，有份稳定的收入，那就乐滋滋地向“中产”靠拢。如果一个社会中下阶层居多，占到70%或以上，而且只见物价涨而工资不长，对未来的预期不明朗，那么大家也就会热衷“阶层认同偏下”，唯恐脱离大多数。因为此时“向下”是水，“向上”是舟，而一旦水发怒是无理性可言的。
8年了，社会分配方案一直在反复斟酌尚未出台，用样板戏中的经典台词表述，已经是“别提——它了”。分配不公已经使社会心态极度扭曲，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已经不是在“仇富”，而是“仇”所有比我挣得多的人。网上晒收入，可能你说一个月挣4000元，就会有挨骂的可能，因为大多数人只挣1000元—2000元！你说，你敢“阶层认同向上”吗？（唐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