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国人都好在自己生活居住的地方筑围墙，这墙一筑，心里就会生出安全感。从历经沧桑的万里长城到帝王气象的紫禁城，从村村落落的土囤子到家家户户的小院墙，从北京古老的四合院到山乡僻野的草窝竹笆，莫不如此。
筑围墙的好处显而易见。但筑围墙的弊端，也在所难免，至少这围墙一筑，便与外界少了交流互动。于是乎，我就不免想到苏州园林。那些院墙上一列列漏窗，吸引着你逐窗观赏，窗窗都向你透出一幅风景画。墙壁把园林内外的山水一分两半，漏窗又将分隔的山水连成一气。正所谓：“没有长墙的遮隐，则一览无余；没有漏窗的透露，就封闭郁闷。 ”而明代造园大师计成的话，更让人茅塞顿开：“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这大抵便是苏州园林之墙窗设计的精巧高明之处了——既保留了墙应有的功能，又通过窗避开了墙的弊端，使墙外与墙里的山水对应，更令行人与游人、人与景双双互动，这是怎样的一种诗性情绪呀！
说到围墙其形其状、其功其过，不由的令我想到其实在社会生活中，不也存在着另一种 “围墙”吗？尽管它无形无影、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厚厚实实，没有 “漏窗”，顽强地阻断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往，以至使有些人处于互相提防、甚至敌对的精神状态。想起在 “史无前例”的年代，出现过 “人人自危”的现象，每个人心里都筑起了“围墙”，你提防着我，我提防着你。于是乎，趋“利”避“害”最好的方法，便是把自己装在“套子”里，在别人面前筑起“心墙”，免得别人偷窥，免得被人抓住把柄。
可人与人之间互筑 “心墙”，到底是悲哀的，对于每个人而言，亦未尝不痛苦。毕竟，人是群体动物，每个人都生活在环链之间。人类共同生活的漫长经历提供的经验教训，使人们发现并确立了一些最普通和最基本的特定品性，如善良、诚信、公正、自由。而确立这些特定品性，呼唤人与人之间拆除“心墙”，做到坦诚相见、诚信交流、真诚帮助。
拆除“心墙”，古人留下过智慧。读书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唐朝大将郭子仪，曾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过大功，得到唐肃宗的赞赏，赐官中书令，后又晋封为汾阳郡王。平时，郭子仪家的大门洞开，任人随便出入。有一次，他的部下将出任外镇来向他辞行时，郭子仪妻女正在梳妆，她们呼唤郭子仪拿东西竟像使唤奴仆一样，让人颇觉尴尬。其实，外人有所不知，郭子仪这样做，恰恰是为了通过“大门洞开”而有意推倒“心墙”，由此建立一种互信的通道。诚如郭子仪所言，如果高墙闭户，内外不通，万一有什么冤家罗织我们不忠的罪名，会有贪功嫉贤的坏人添油加醋将它说成事实，到那时九族诛灭，后悔就晚了。郭子仪不可谓不明智，“大门”连着“心墙”、“心门”，大门一开，内外一通，其光明正大之心自能保其平安康福。
如果说，郭子仪之 “大门洞开”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尤其对于不同程度存在 “文人相轻”现象的学术界而言，推倒 “心墙”，敞开心扉，服从真理，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应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文化自觉。曾有学者直言不讳： “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对中国学术贡献不可谓不大，但他对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却抵死不肯降心采纳，还一再告诫门下弟子，不可信甲骨、钟鼎之文，这真是何苦来也！ ”
门户可以立，门徒可以收，但学术的 “心墙”一定不能筑。因为学术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取长补短，否则，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简单否定，这对于繁荣发展学术何益？实现学术的公正、平等、自由，变 “文人相轻”而为 “文人相亲”，其要义在于门虽设而务推“心墙”、常开 “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