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家何怀宏的《良心论》等著作时隔多年后再版。5月12日，一场与此相关的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这名当年呼吁“底线伦理”而引起极大关注的学者，将研讨会的主题定为“正义与良知在中国——历史的与现实的”。只是，在研究了一番正义与良知之后，学者们反观十几年来的现实变化，却难免感慨万千。有人提出，这个社会，当然要追求崇高，但当务之急是要学会“讲道理”。
的确，“毒奶粉”、“瘦肉精”、“邵阳弃儿”以及接连发生的拆迁自焚事件，一次次冲击着学者们在学理上为这个社会所预设的道德底线。这些在校园内理性思考与温和探讨的学者，忧思日浓。
而象牙塔外的世界，似乎也不再有耐心来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种种突破底线的行为，以及时常发生的种种争端，让人们感受到讲道理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倒是戾气正在周围的社会里时隐时现。这种戾气，往往容易在不经意间迸发出来，对个体的伤害至深，造成的社会影响又极恶劣。
不仅学者们为此痛心，政府对此也已经有所警示。前不久，温家宝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人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告别崇高的年代，道德上的高尚追求已经被市场环境里的利益盘算所消解，现实中的功利心，又在无形中增强了道德上的虚无感。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底线。相反，这更加说明了我们需要为这个社会寻求一个伦理底线。这个伦理底线具有普遍性，它的规范和要求，是没有例外的约束所有社会成员，而并不因权力或金钱、地位的差别而有任何不同。
眼前能看到的现实是，日消月蚀中，道德的约束力已经越来越弱。当一个社会越来越难去“讲道德”时，那么至少，这个社会里的人应该学会“讲道理”。而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就在于大家都学会讲道理，并且自觉地讲道理。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大家必须同处在底线之上。这样，公民之间才有讲理的可能，才有达成共识的空间。有了共识，戾气自然也就会消解。
讲道理的依据，则是大家所公认的规则和制度。制度有时候也是道德的底线，有了这个底线，一个社会即便处于最低限度的道德状态，也能够维持着合理的运转，不至于失去秩序和规范。
因此，保证制度的约束能力，应成为理所当然。因为制度一旦失去其约束能力，既无法应对强者的挑战，也无法为弱势者提供必要的保护。当强者愈加肆无忌惮，弱者日益沦陷于无力之境，说理便成为笑谈，而戾气便有了滋生和藏匿的空间。
在利益日渐分化、情势日益复杂的当下社会，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追问和法律审判，更需要的是一个习惯讲理的社会和彼此讲理的公民群体。
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冲动，更不是戾气外露的彼此伤害，而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然后彼此妥协和接受。靠说理而不是暴力，去解决彼此的观点分歧和利益冲突，应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习惯。
有此基础，所谓正义和良知，才有培育、成长和存在的可能。（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