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主动”放缓将换来长远利益
7月19日晚间，央行宣布从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细则提到，将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房贷并未取消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
尽管并未涉及利率市场化最为核心的存款利率，但央行此举可称为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的里程碑事件，更重要的是，央行此次传递出了颇多积极的信号。在19日贷款利率市场化措施公布的前4天，国家统计局于15日公布了新一届政府首份经济“半年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6%，仅比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多出0.1个百分点。其中，第二季度同比增长7.5%，比上季回落0.2个百分点，是连续五个季度经济增速低于8%。
事实上，经济放缓以及这种经济增长下行的经济增速在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不小震动，部分学界情绪也发生了改变，有些人，尤其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担心“中国经济硬着陆”，会出现“二次探底”。而在国家统计局数据公布四天之后，央行以贷款利率市场化之举措可以说有力地对以上质疑作出回应。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央行关于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政策传递两个重要信息。首先，在经济持续走弱的背景下，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无疑是稳增长目的的体现，稳定了社会情绪。这展现政府在改革上的审慎路径和渐进原则——所有的改革将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进行，努力维持经济的平稳过渡。
而另一方面，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也同时为未来存款利率下浮埋下伏笔，利率市场化机制将择机稳步形成。要注意的是，利率市场化是盘活资本存量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这又展示政府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坚定不移的决心。
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实际上则展现了本届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之准确把握。这也直接说明，中国目前的这一轮经济放缓，不同于其他国家，它不是受到任何不可预测的外来的冲击，而是一个政策主导的经济放缓。这种政策主导下“主动”放缓是种“可控的挑战”，而经济放缓的风险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化解。
实际上，一些经济数据可以直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尼尔森公司7月23日日发布2013年第二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二季度消费者信息指数为110点较上季上升2点，与去年同比上升4点。一线城市消费者对就业预期的乐观程度依然保持上升态势，由58点上升至63点；个人经济状况的乐观程度由74点上升至77点。
另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仍然保持强劲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明显大于供应。第二季度每100个求职者有107个工作岗位，只略低于第一季度的每100个求职者110个就业机会。这说明，中国经济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强劲的增长潜力。
因而，目前的经济增长减速更多来看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曾指出，一旦启动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导致经济减速。但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长久增长，必须降低投资增长速度——只有在放慢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更利于调整结构，这也是为长期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的唯一途径。
现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结构性问题，其中包括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收入差距过大，公共产品匮乏，以及服务业发展不足等等。此外，反腐行动和机构改革进展缓慢，也令人忧虑。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它们有可能造成通缩局面和增长中断，并引发社会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潜在的“地雷”。
而通过降低发展速度，进行温和的经济改革，可以将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并向更平衡及更持续的增长转变。比如，对于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而言，降低发展速度实际上是让泡沫萎缩而非膨胀直至爆裂的做法，这有助于改变房地产投资占据了太多的经济空间的局面，抑制房价上涨势头并重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又比如，这可以促进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沿海地区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这些产业一直停留在东部地区，没有很好地实现向内地的产业转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太偏爱这些企业了，害怕转移过程中会降低经济增长。而主动合理的下调经济增长速度提供了这种机会，这对于中国区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而最后，经济结构调整的落脚点将回到经济增长的方式上——刺激沉睡的消费，使中国经济最终将形成一个以消费者引领的全新经济。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5月已经重点指出，“要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而现今在增长上舍量取质，这不仅涉及增长率下降，也正是朝向长期休眠的中国消费者的关键转变。
可以想象，如果上述改变能得以有序而有效的推进，中国将形成能破解两大世界难题（如何走出增长停滞的魔咒、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力量，也就是绿色经济。而我们的经济也将成为具有创新性、竞争性、全球性、可持续性的方向转移，成为世界仰视的活力经济体。这将是中国发展的福音，对于我们顺利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将起到保障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