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测算，201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270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二季度环比增长1.8%。此前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或将从第一季度的8.1%降至7.6%，成为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新华网7月13日）
回顾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走过的路，3年来首次低于8%的深层意义，还是具有很强探究价值的。毫无疑问，跌破8%是主动调整的结果，房地产行业调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因此，数据意义上的“跌破”，与主动调整的行为，应该作为一个“轻增速，重质量”的积极信号来看待。
其实，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类似转变发展模式的思想，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就在不断提出。在“九五”计划中，就曾经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这些观念和提法对于实际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明显的导向作用。甚至可以说，现实中的发展模式与理想发展模式之间的距离，一直没有实质缩小。
就全国而言，宏观部署与地方层面上的微观机制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核心在于技术与管理的创新。而提高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调整利益关系才能持续发展这样的道理，站在全社会的角度上说谁都懂，但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或具体的摊子面前，逻辑往往就不是这样了。
假如有一笔资金，是将其投入到一个粗放型的经济项目上去还是投入到环保项目上去？很明显，前者可以短期出政绩，有财政收入，后者就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收益。同样有一笔钱，是将其投入到一个经济项目上去，还是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上去？同样明显，前者可以很快带来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后者得到的只是潜在的未来收益。因此，越是在具体的工作中，两者的不一致就越是突出。站在这样的基点上，再来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什么难，不能不说其背后的最大阻碍，在于始终走不出困扰各级政府多年的“知行无法统一” 难题，在于没有把多年来的宏观逻辑转化为微观机制。
地方官员为什么做不到“知行统一”？涉及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绩观的强硬作用。几十年来，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几乎压倒一切的指标。为了追求这个指标，大上、快上项目成了官员的首选，效益、环境、社会问题，都只能为其让路。尽管近年来，提出了新政绩观，但在实际工作中，经济增长、经济实力等，仍然是评价官员最重要的甚至是最硬的指标。
如果在科技与管理创新、能源利用效果、内需市场扩张等发展质量层面有了可喜的提升，GDP增速跌破8%当然不足为虑，没什么好怕的。 (马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