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定价目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显示，中小学等教材拟退出中央政府定价。据业内士人透露，中小学教材因为有稳定的销售群体，再加之政府补贴，尽管定价低，利润其实不菲。(5月11日《北京青年报》)

　　教材价格放开后会不会涨价，这无疑是公众最关注的话题。首先，就根本性质上讲，谁都不怕钱多扎手，出版社也是市场主体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是其本性。这样，教材政府定价权下放后，具有自主权的出版社把教材价格定得高一些、利润再大一些，按市场规则和行情定价，外人似乎也无可厚非。

　　其次，就教材编写来看，教育部门只是内容的审查主体，而一些具有盈利性质的教育研究机构和出版社才是教材编写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它们与此前的纯教材公益编写不同，天然需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时候，教材价格放开，通过教材涨价来实现教材编写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成为可能，外人似也无可厚非。令人担忧的是，作为一种必需品和准垄断品，如果教材的编写者和出版者私下联手，通过教材“腐败涨价”谋取超额暴利，就会顺利得多、隐蔽得多。

　　再次，以前在政府定价、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出版社等一些不合理的运营成本，甚至腐败运营成本可能被监督、被剔除，阻止了教材漫无边际的不合理涨价；现在，在其他条件如经营状况、腐败监管等状况没有有效改变的情况下，放开教材政府定价监管，也变相为教材“腐败涨价”松了绑、打开了一道暗门，一些经营者把腐败成本加到教材的价格里实行暗暗“腐败涨价”，也就轻松自然了。就此而言，这与此前国内药品市场十分类似，由此可能产生的教材“腐败涨价”不能低估。这不能不令人担忧，也不能不及早预防。

　　由此可见，放开政府定价让教材价格回归市场，未尝不可，但放开后需要有关方面更进一步加大相关环节的监督，尤其是“腐败涨价”的监督力度。而这，考验的不仅是监管者的监管能力、决心，更是监管智慧。（余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