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每逢春节后，各地工厂企业触目惊心的缺工现象总是占据各大媒体显要位置。去年11月，笔者曾在上海市中心一条长约1000米的街道上，数了数其中一边橱窗中的招聘信息，招工150人左右。时隔半年，发现很多招聘信息还挂在那里。

　　上周末，笔者到江苏江阴乡下一家工厂帮四川亲戚订购一台机器。在和工厂老板聊天时，我特意问她，是否缺工？招工难不难？她很肯定地说：不缺工。原因很简单，她的工厂效益还行，所开出的工资待遇自然要高一些，只要想招工，不愁没有人。不过有些工厂确实招不到人，原因要么是工资太低，要么是不讲诚信，经常拖欠工人工资。

　　她还把上海和她们当地的收入和开支做了对比：同时开出5000元月薪，江阴更吸引人，原因很简单，江阴乡下她提供的住房，一年只需2000元房租，而上海市区一个月的住房交通，起码要花2000元，每个月还能剩多少？上海街头普通饭店招聘大厨，开出的月薪为五六千元，而我的堂弟在四川“农家乐”做大厨，月薪达到5000元。对一个西部的大厨来说，上海已经没有吸引力。

　　不管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一些不经意间的变化已经发生。

　　首先，通过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倒逼，劳工权益获得极大改善。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最高峰时期，也是我国劳资纠纷最严重的时候。劳工法律权利弱势、政府部门执法不力都是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严重过剩。当年，很多待遇很差的工厂门口都排着长长的求工队伍，你不干，外面还有很多人等着呢。工人连用脚投票的资格都没有。工人工资因此被压得很低，增长极其缓慢。

　　但随着很多用工领域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形势逆转，不管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都出现了资方请求工人到厂工作的现象，待遇不得不提高，福利不得不有所完善，否则只好关门。困扰中国社会多年，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劳资纠纷，得到很大缓解。

　　不过也要注意，目前由劳动力短缺倒逼的劳工权益保障的改善，还是低水平的，一旦劳资双方达到新的平衡，权益保障必定面临新的问题。

　　其次，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放缓之际，最担心的是失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决策层当时最担心的就是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迹象，但恰恰遇到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经济放缓的社会与政治压力得以缓释。借助这个机会来完成什么事业，必须慎重选择，以免错失良机。

　　再次，人口流动方向正在发生逆转。以上海为例，据《劳动报》2013年7月报道，上海每年新增人口达到60万～70万人，其中70%为农民工，但是今年2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上海市新增常住人口为29.77万人，人口增长速度大为放缓。

　　外来人口增长放缓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全国性的新增劳动力减少，二是上海包括整个东部，能够给“低端劳动力”提供的薪酬水平与工作机会，与全国很多地方甚至西部相比，已经没有太大的竞争优势。这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人口流向，一些多年的痼疾，比如东部城市为外来人口提供住房和子女教育的压力、全国性的春运难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管理和服务成本将有所下降。

　　第四，“低端劳动力”的减少，短时间内可能抬高本地居民的生活成本。在一些讨论中，为了控制城市规模，往往有利用政策手段，变相强迫“低端劳动力”离开的声音。殊不知再高端的城市，也需要大量“低端劳动力”比如厨师、服务员、快递员、收银员等存在，这些“低端劳动力”严重缺工时，要么提高工资，要么降低服务水准。

　　提高工资的成本很快会转嫁到被服务对象身上，导致居民生活成本水涨船高。最近几年，居民房屋装修的人工费用大幅上升，即是生活成本上升的预演，相信接下来很快会蔓延到其他行业；服务水准的下降是相对的，体现在餐饮业上，至少东部城市的大饭店聪明帅气年轻漂亮的男女服务员越来越少；同样档次的饭店，中西部中小城市厨师的烹饪水准不亚于甚至已经超过东部大城市。

　　如今劳动力短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很快会有一些新的难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