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长沙医护人员被打，打人者为省人大公务员”的新闻让舆论大哗。“护士先兆流产，医生颅脑损伤”的鉴定，坐实了医护人员无辜受害的角色，而打人者那句“如果我不是公职人员的身份，今天就把你打死”的狂言，几乎是对大众情绪的极大挑衅。

　　 患者住院后死亡，家属与医护人员发生纠纷，两医护人员受伤——认真追究起来，现在能确定的事实就是以上这些。尽管事实还没有弄清楚，但舆论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却已经有了：在“打人者为省人大公务员”的新闻出来后，跟帖多是严惩打人者的呼吁，以及对“官员群体”愤怒的泛滥；在家属方发声之后，跟帖开始关注谁在说谎的问题，类似“医生也不是好东西”的评论出现。同为新闻网站的评论，在两个报道下留言的人群，即使不重叠恐怕也会有很大的交叉性。

　　 “媒治”（即通过媒体管理社会—编者注）社会中的一景，就是舆论能断案、舆论能翻案。假如司法不及时发挥力量，它势必会受到其他力量的牵制，而舆论牵制就是一种社会自发的，对政治、行政等牵制力量的反拨。它表达着一种朴素的正义诉求，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掰着腕子，力图在这种角力中拨正公平正义的指针。遗憾的是，找准发力点达到平衡性的理想状态很难实现，很多情况下，它让司法跑偏的机会，并不少于它所反对的力量。一场纠纷中的当事双方都懂得在媒体充分表达、抢占先机，这其实也表明，“赢得了舆论也就赢得了官司”的想法已经“深入人心”。

　　 在这场舆论战中，无论是院方描述的公务员打人且大放厥词的场景，还是家属方描述的医生拖延救治、纠纷后“诈伤”的情况，都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公职人员和医生的“刻板印象”，微妙地调动着人们对这两个群体的负面情绪。不敢妄言这种描述是实话实说还是有意渲染，但无论动机如何，一旦这种调动成功、舆论氛围形成气候，就会变成对司法部门有压力的“民意”，最终影响案件最后的定性。

　　 患者是否因未及时抢救而死亡？这需要第三方医疗鉴定机构鉴定。同样，以监控视频、双方证词、旁证为基础厘清当日纠纷，也是警方的责任。现在的情况是，既未见前者的及时介入仲裁，也未见后者通报案情进展，这些缺位恰恰提供了舆论断案的舞台。过往的经验显示，一旦舆论已经“定性”、塑造了纠纷双方的角色，司法部门再想做出不同的结论就要付出相当的社会成本。一言以蔽之，不要把仲裁的权力交给舆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带着同情心的判断往往容易被操弄，而朴素的正义感并不一定会带来正义的结果。(刘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