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赣州寻乌县，符合计生政策的新生儿想要上户口，父母一方必须进行结扎手术。此外，包括村委会、居委会等在内的基层组织，甚至将农村危房改造等行政事项的办理，都与计生政策相挂钩。此事被媒体报道后，当地回应称，相关单位确实存在违规行为，将立即整改。

　　看起来，媒体在介入一些地方计生领域的行政乱象方面，可谓成效卓著。此前不久，媒体关注到江西修水县拒绝给超生婴儿上户口事件，当地同样“迅速整改”。而在贵州，兴义县将计生政策与义务教育“捆绑执法”导致一村民割腕自杀，当地亦在报道次日表态取缔。表面上看，地方政府似乎是“闻过即改”，但深层而言，却是一些政府部门对于粗暴式行政的迷恋。

　　遍寻相关法规条文，一切属于计生捆绑的做法均找不到法律授意与支持。对此，相关地方政府部门未必真不知道，然而又为何要等到媒体曝光才来纠正？它只能表明，在媒体的关注之外，在一个特定的县域环境当中，行政权力仍处于某种不可控的状态。它既不受到各种法规的规束，同样也不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至于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在许多时候也形同虚设。

　　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不会主动地选择依法行政，只会天然地选取粗暴与蛮横。这就是为什么，“计生捆绑”这样一种饱受指责的做法在一些地方仍大行其道。“计生捆绑”作为一种粗暴式行政，绝非一句简单的懒政就可以卸责，它更体现为一种行政权力如何对待公民权利的伦理态度。这种伦理态度，在一个提倡尊重公民权利的时代，必须受到检视与检讨。

　　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的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完整的权利不应有其他附加条件，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也正是美国法律学者霍菲尔德所声称的，权利就是“有权不受某种对待”。然而多起“计生捆绑”的现实，表明行政优于权利的思路在基层仍占有极大市场。

　　必须看到，当前，一些越界以及未经授权的权力，常常成为社会冲突的缘起。因此，正如社会学者孙立平指出，“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一方面，如何限制、规范、约束公权力，另一方面，保障民众的权利”。（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