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没有经历过贫困与绝望的人，似乎没有足够的资格谈论它。但是，当面对最近几起新闻事件时，那些主人公的不幸和无力，给人深深的触动，觉得不得不说些什么。

　　不久前，河南省鹿邑县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二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这起案件看似荒唐无理，实则悲惨至极。

　　或许有人会问，不是有农村低保吗？不是有残疾人救助吗？没错，确实有。但是兄弟俩每月共60元的低保，对这个家庭来讲，杯水车薪。当地残联曾实施过贫困残疾儿童康复项目，却因残联未了解到相关情况，这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夫妇也没有提出申请，而未能接受救助。

　　被贫困逼入绝境的武文英，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确实不可取。但不得不说，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是当地社会救助工作的失职。且不谈社会救助制度是否完善，有了制度却没有落实，就如同将制度开启了隐身模式，看不见摸不着，现实意义更是无从谈起。

　　为什么社会救助制度打通“最后一公里”就这么难？当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的时间，比走在基层尤其是偏远山区的时间多，当村委会干部、乡镇干部不拿扶贫帮困当回事，不积极帮忙牵线搭桥，那么落实社会救助，只能靠贫困者自己申请，主动“送上门”。但是在农村，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往往文化知识水平偏低，对国家政策知之甚少，不知道该去哪里申请救助，也不知道该怎么申请，于是社会救助对他们而言，就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与武文英相比，北京“井底人”王秀青可以说是幸运的。最新消息，北京某高校愿为他提供月薪3000元以上的工作以及食宿。他终于如愿以偿，在城市有了一份能养活家人、供得起孩子读书的稳定工作，并且再也不用住在井下。甚至还有很多热心人，送来钱物，并资助孩子学费。

　　但必须要说，这样的幸运始于被舆论关注以后。实际上，那些常年住在桥洞、路边的打工者和流浪汉，又有多少人关怀过他们的困难与需求？社会救助，并不仅仅包括低保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还应当包括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以及更多人性化的救助手段。

　　事实上，“王秀青”们是当前社会救助工作的一个空白点。很多进城务工者，和王秀青一样，靠一双手自力更生，虽收入微薄，仍拼命努力，只为了改变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他们并不符合低保的要求，但生活非常贫苦，甚至连遮风挡雨的住所都没有。他们需要的救助，不是几百元的救济金，而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机会、一套完善的保障制度。因此，社会救助应当从“授之以鱼”迈向“授之以渔”，不仅给予贫困者最低生活保障，更能适时伸出手拉一把那些自强不息努力脱贫的人，帮助他们找到生活的希望和尊严。

　　让社会救助更给力，各地民政部门能做的还有很多。可能有的人是因学致贫，那么能不能与教育部门联合，为读书的寒门学子提供更多奖助学金？有的人是因病致贫，那么能不能与医疗单位联手，为病患减免更多医疗费用？有的人是超生致贫，那么能不能与计生部门协商，以更为合理、人性化的方式缴纳社会抚养费？有的人是失业致贫，那么能不能动员社会力量，向企业征集更多就业机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想到”的前提，是走到弱势群体中去，亲眼看看他们的生活，亲耳听听他们的心愿，亲身感受他们的艰难。

　　社会救助，是一张兜住困难群体基本生活的安全网。在这张网里，不仅应有衣食冷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更应有人格尊严和社会公平。期待社会救助制度更加健全，期待救助制度落实更加给力，这是万千百姓的共同心愿。(朱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