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汤阴县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43个先进集体和418名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喜获100万元重奖。同时因开会迟到，3名乡镇长被拒会场门外，会后分别被罚5万元，作为全县的教育扶贫济困基金，用于贫困教师救助。（《大河报》9月10日）

　　良好的作风需要每个人践行与落实，在教师节表彰大会这样严肃的场合，数名参会乡镇长迟到的现象，让人很容易对其尊师重教的态度产生怀疑。如果不对其进行处罚，不但无法起警示的作用，更无法彰显对于教育的尊重。由此而言，3名开会迟到者被拒之于会场之外，当属于咎由自取，但用公家的5万元钱作罚款则难免有失妥当。

　　“个人犯错，公家买单”的责任主体错位。谁错谁承担责任，若是一个人因为担任着公职，其所犯的错误都由公家买单，这无疑于权力滥用。如此情况下，将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拓宽了权力的福利。如果开会迟到被罚可以拿公家的钱买单，那么当事人开车将人撞死了，是否也应当拿公家的钱赔偿？若在工作中逼人喝酒喝死了，是否也应由公家负责？

　　作出罚款缺乏法律依据，属于典型的违法行政。罚款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其前提是“有法可依”，具有基本的法律依据才能实施，否则就属于“乱罚款”。即便从县委书记的职责看，也没有“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行政处罚”的规定。如果“官大一级”就可以随便罚款，初衷再好，也不值得鼓励与提倡。因为“长官意志”一旦成为常态，“违法行政”成为通例，则会祸患无穷。

　　随意处罚折射权力监督不力。上级对下级随便进行处罚，并且由公家买单，这种情况在现代政治伦理中，当属于不正常的现象。在一地范围之内，权力超越法律，一切道德甚至法律的规则都必须让位于权力，这是其可怕之处。

　　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之中并不鲜见。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管了”。没有人管当然不是实情，但不愿管或管不了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法治本身来说，无论是那些所谓的个性官员，还是没有受到约束的贪官，其所表现出的一个共性是，他们的权力的运用和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必要的约束，存在很大的滥用空间。比如，一些地方在权力主导下的强拆、创卫、规划和建设等，都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结果便是一个领导一个调、一届领导一个样，政策没有连续性，工作没有延续性。

　　个人迟到罚公家款是在执行“家罚”，是只注重对结果的褒奖，而少了对程序的追问，也是一种“权力滥用”。(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