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北京正在抓紧时间制定异地高考方案。近日,不少北京市民在网络上表达对于放开异地高考后会不会挤占北京考生利益的焦虑,与一些非京籍家长展开辩论。(11月30日《工人日报》)
作为非京籍家长来说,肯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北京参加高考,以避免回原籍参加高考所带来的不便,而这事实上也是作为在北京纳税的他们的权利之所在。而对于京籍家长来说,则担忧在当前当地教育资源原本已经较为紧张情形下,放开非户籍学生在当地参加高考,会进一步加剧当地的教育资源紧张状况,从而导致其孩子的受教育条件下降。在这种情形下,随迁子女家长群体与北京本地户籍家长借助网络平台,就是否应该放开非京籍学生在北京高考展开辩论,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
非京籍家长与京籍家长在网络上就异地高考政策展开辩论,首先是可以让双方的利益诉求均得到充分的表达,避免遭到忽略。而作为相关政府部门来说,则可以通过这种辩论充分了解到京籍与非京籍家长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有利于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与建议基础上,制定出能够相对均衡地兼顾双方利益,并使利益双方均能接受的异地高考方案。
其实,由相关利益各方充分表达各自利益诉求,并经由辩论就相关政策取向达成普遍共识,是一种公共政策共商机制。这种经由利益各方通过辩论与博弈最终达成普遍共识,并由相关政府部门在普遍共识基础上制订出相关公共政策,其好处是可以避免相关公共政策出现偏颇性,有利于通过同时兼顾利益各方诉求,维护与促进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由此而提高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避免因为相关公共政策制定得有失合理与公正,影响公平与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由利益各方就相关公共政策展开辩论,并最终经由辩论达成普遍共识,也有利于培育国民的决策参与意识与现代公民意识。由于公民积极参与到各类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决策当中来,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与合理性,所以,国民具有决策参与意识与公民意识,不单是对于相关地方异地高考方案的制定,对于促使其他各类公共政策制定得更为公平合理,都大有裨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京籍与非京籍家长就异地高考政策展开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