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明确的是,在教育经费保障的问题上,政府才是第一责任人。
“发出去1000多份邀请函,却没有一家企业或者个人肯回应我们。”日前,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贵州省教育厅下属的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人这样说。该基金会自2011年6月30日成立以来,遭遇“零捐助”,发出的千余封邀请函无一回应。基金会秘书长周忆江希望社会公众不要对公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多伸出援助之手。
1000多份邀请函与零捐助,诉求与回馈之间竟然发生如此之大的反差,确实让人不是滋味。不过,劝募遇冷,似乎也没必要急着呼唤爱心,更不能简单地把“零捐助”归咎于“郭美美事件”。毕竟,爱心捐助是一种相对比较复杂的社会互动,任何简单化的归因都失之草率。
社会公众为何没有积极回应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劝募邀请?一种可能是基金会劝募方式的可接受性比较差,既简单,又粗放。
还有一种可能则是公众对于时下慈善机构的运行依然缺乏信心。尽管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再宣称,要实行“零提留管理,全透明运行”,不过,仅仅口头上的保证并不能消释公众的担忧。在信息高度垄断、公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社会公众还很难监督慈善机构的资金运行情况。
此外,发展贵州的教育事业,帮助需要帮助的孩子,也未必总是想着从企业和社会募捐。尽管来自民间的爱心确实可能不无裨益,但捐助并不能替代政府的教育投入。必须明确的是,在教育经费保障的问题上,政府才是第一责任人。教育资源的均衡、民众贫困的治理,政府责无旁贷。民间爱心的作用,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救济。
贵州全省853万全日制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高达400多万人。这样一个比例确实让人心痛,也迫切需要各方伸出援手。但是,根本之计,还在于政府责任的兑现,即必须改变目前这种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
要之,贵州省教育发展基金会不该坐等企业上门捐款,更不应该抱怨社会公众缺乏爱心,而是应该反思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从具体的项目做起,让社会公众感受到其改善、发展贵州教育事业的诚意。即便是其正在开展的教育系统爱心捐助活动,也应该尊重民众的意愿,要想办法让人家自觉自愿地捐款,而不是依然坚持以往的刻板模式。(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