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炉的《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设立禁止开发区域。这些区域呈片状分布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等区域，总面积约3023平方公里，约占市域总面积18.4%。分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重要水源保护区等六类63处，这些区域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北京日报》9月18日）
北京市此番公布的禁止开发区域涵盖全面，指向具体，要求也相对明确。即，除了“必要的交通、保护、修复、监测及科学实验设施外”，禁止任何工业化、城镇化的开发建设。新规凸显出来的是“约束性”，是一种节制的态度，在这些已经画圈的地界儿，不允许任何部门、组织以及开发单位以任何名义打擦边球了。相信每一个渴望留住古都风貌的人，都会乐见其成。
一直以来，国内很多城市热衷于做大“盘子”，城市面积的扩大、城镇人口的增加、老城区的升级改造……“发展”的语境主导了大部分城市的现实和未来。即便制订规划，其主旨也是立足于扩张。毋庸讳言，这种倾向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之内，确实极大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增强了城市的积聚能力、辐射能力，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过，诸般“城市病”也随之出现。
其一，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的城市扩容，破坏了城市自身的微循环，甚至出现“空心化”的趋势。在政策和市场的合力之下，老城区原住民被挤出，老城商业形态、生活样态均遭到强力干预，而新的形态又未能及时生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丰富性的城市，也就只剩下了表面的、虚浮的繁荣。北京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过度“摊大饼”的做法同样潜藏着深深隐忧。
其二，利益主导之下的城市化，正在一点点蚕食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新城次第崛起，而城市的味道、城市的风貌却无可奈何地流失了。这一点，在北京体现的尤其明显。多年来，尽管有识之士一直在奔走呼号，北京市也每每出台一些保护性措施，比如，二环以内的建筑物限高、划定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等等，不过，那个沧桑的老北京还是渐行渐远，面目日渐模糊。
不仅仅是在老城区，只要是有可能产生“卖点”的区域，往往都会被盯上，那些风景宜人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甚至包括城市水源地，也在商业的旗号下，颇有沦为一小部分人私家花园的危险。求一时之发展，还是保护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的这种“私享”危机，一方面确实不排除商业利益的肆意侵犯，另一方面，也对政府监管、权力约束，提出了某种考验。
北京市这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可贵，正在于其中贯穿的“约束”和“节制”。正如规划所言，今后，北京国土空间开发将从外延扩张为主转向优化空间内部结构为主，城市空间在优化中得到适度控制，历史文化风貌得到严格保护，生态空间得到有效拓展。这样的“约束”和“节制”所体现的，既是城市发展的理性，也是对规划本意的回归，而非对扩张的事后确认。
不独北京，任何城市的发展都应该有一种约束的理念。这是因为，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资源的保护利用是必要的，特别是，那些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生长的城市，都已经滋生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人们不能因为目光短浅而人为粗暴地干预这种演进过程。尊重并呵护这种内在的成长性，保护并发扬这种独特的丰富性，原本就是城市发展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胡印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