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鹏，生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教书，担任高三年级班主任。每天周而复始地与高三学生一起出早操，直到学生晚上就寝，一天的工作才结束。或许是来自生活、工作、经济等各方面压力，不到30岁的他选择在办公室服毒自杀。赵鹏在遗书中说，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不到两岁的儿子，希望学校能帮他照顾一下他们母子。（5月28日《新京报》）
如果说“吊瓶班”，展现了高三毕业班学生残酷而无奈的青春，那么赵鹏之死，则让人窥见毕业班老师的沉重压力与血色人生。但我们能忍心指责赵鹏吗？不到绝望一个人会弃绝生命吗？何况，赵鹏本身就是一个不幸者。可是，又该指责谁呢？谁该为赵鹏之死埋单？依稀间有了答案，但仿佛又没有答案，这种纠结更为赵鹏之死增添了几多无奈与哀伤。
赵鹏遭遇了多重压力，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既有工作的也有家庭的。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赵鹏，成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后，每天无休止地重复工作，以及“工资月光”的生活，让他感到窒息。1450元的月工资，确实有些寒酸，要养家养儿子（老婆是医院护士，临时工，每月基本工资只有308元）——光儿子每月奶粉就要五六百元，再加上每月还房贷630元左右，以及买房首付借贷等13万元的债务，这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沉重。正所谓“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捉襟见肘的生活也许能让一个人对未来失去信心。
有网友感叹，“应试教育体制下，被拖垮的不单单是学生，还有老师。”把赵鹏之死简单地与应试教育挂钩也许有些草率，但不能不提到高三师生的格式化生存：报道称，在馆陶第一中学，高中阶段各种模拟考试、会考、月考、周考、小测验要有100多场。到了高三，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练，月考更是雷打不动。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而这一天，老师们要把月考的试卷判完。按规定寒暑假不许补课，但补课已成为惯例。高一的假期还能休息，高二、高三的寒暑假，因为补课，只能休息10天左右。一位老师称，每天脑袋都是嗡嗡的，到晚上，基本上就不怎么转了。“有时想不管那么多，但总不能因为自己不负责任毁了一届学生。”在应试教育裹挟下，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难言轻松。
这一切，究竟折射出了怎样的教师生态？今天，我们如何逃脱赵鹏式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