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送生正成为中国综合排名靠前的大学的一个重要生源渠道。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拟录取保送生比例占本科生招生计划的10%以上，其中中国科技大学比例更是超过20%，而“超级中学”对国内排名靠前高校的垄断优势依然强大。譬如河南、山东等都出现了一所中学垄断全省近一半保送生的状况。（5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拼尽全力建“重点”，不择手段“掐尖”……“超级中学”兵强马壮，屡屡在高考等选拔性考试中创造“神话”——什么“北大班”“奥赛班”……似乎有了考试成绩也就有了政绩。遗憾的是，如此“成功”从来是不可复制的——若干年来，基础教育界树立的“标杆”，几乎从无在异地成功开出“连锁分店”。
“超级中学”的“超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今年山东省有400余名高中生被保送，但仅济南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就超过200人，几乎占全省近半数的保送名额；今年湖南保送至北大的学生47名，除1名学生外，其余全来自于长沙4大名校：长沙市第一中学、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换言之，每年的高考保送就像一个“超级碗”，而杯赛资格却只是明星球队的事情。不仅保送资格上如此，“超级中学”早已在事实上垄断了国内一流大学的入学资源。换言之，“超级中学”不过是“超级大学”的预备班。
就像每个奥特曼背后，必然有一群默默挨打的“小怪兽”一样：一所“超级中学”闪亮起来，一些普通中学黯淡下去。基础教育界两个格局很难改变：城市勃兴，农村衰落；“重点”吃肉，“普通”喝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比例约占3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则只占1成左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同学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很难说，这样的趋势，究竟是先赋因素所致，还是后赋失衡使然。
在高考仍是当今社会最不坏的公平向上路径的时候，做大做强的“超级中学”，起码从概率上影响了不少考生的平等发展权。问题的实质，不过是当成绩沦为兑现利益的政绩之时，一切急功近利的想象便有了空间。因此，即便再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总也有那么一两所“超级中学”可以挣得颜面。“超级中学”的胜利，不过是教育资源失衡的一种反映，不然，何以自证下面这个悖论：为什么每个地区都有“超级中学”？为什么“超级中学”带动不起教育上的“超级地区”？
有失衡，有不均，才有“神迹”。
好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资源配置要向中西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中央财政也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编制预算。
钱有了，政策也有了，就应当在教育实践中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诸多细节自有顶层设计或专家学者费思量，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超级中学”丛生的社会，总不能说是教育均衡指日可期。其实，关注教育均衡的一个最佳视角，就是看看“超级中学”的走向，看看资源与政策与之的亲疏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