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部委联合修订并起草了《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目前意见征集已结束。意见稿规定，高温天气指地市级以上气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日最高气温35℃以上的天气；劳动者因高温作业中暑可申请工伤；企业违反有关法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可追究刑责。（5月27日《重庆商报》）
“高温年年有，立法年年无”的尴尬，终于要成为翻过的历史了。从1960年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算起，世易时移，半个多世纪以不变应万变的暂行办法、以“部门规章”的低层级姿态，早已无力为今非昔比的劳动权益撑腰说话。
热灾是一种城市病，关系到劳动者基本权益与幸福。在厄尔尼诺与热岛效应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的今天，高温立法已是绕不开的民生命题。纽约大学社会学家肯林堡提过一个朴素的结论：“必须将热浪作为社会灾难问题看待，因为热浪是一种主要针对穷人的特别的灾难。”2009年的印度高温灾害中，受灾最惨重的群体也是穷人——分布于工人、农民、人力车夫等这些角色中。重视“热灾”，就是保护穷人。遗憾的是，一方面是立法不足，我国内地城市高温保护方面的立法，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重庆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办法》；另一方面是“冒酷暑、战高温”等时常出现于公共语汇中，甚至还是一种溢美的称谓。
四部委联合修订并起草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因应权利保护现实的善法。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高温立法有了，关键还是配套与执行：一者，须防止新法加大劳动权益保护上的断裂与寻租。正如不少民众所言，其实各地的高温条例也不少，虽然层级不高，但要求也不算太低，结果却成了公职人员的福利保护，与真正战斗在一线的员工并无直接利益关联，如果劳动监察执法能力不跟上去、加班费等症结始终无解，高温补贴会自己从天而降？
高温立法的初衷在于保障高温天气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但就此而言，仅仅一部纸上的法律显然是不够的，对城市政府来说，真正需要的是构建一整套城市热灾应急管理体系。1960年，芝加哥发生“热灾”，短短4天内约有700人失去生命，随后是城市以此为戒，全球最先建立防范机制。譬如地方规定只要气温达到90华氏度（约32．2摄氏度）以上，芝加哥义工将不时造访老人与体弱多病者；如果温度达到105华氏度（约合40．6摄氏度）以上，全市启动紧急计划，所有市政建筑都进入24小时制冷状态，免费开放供市民乘凉。这些都说明“防暑降温”不只是企业责任。
高温立法为“热灾”兜底了一线劳动者权益，那么，如何让善法旨归兑现为劳动者合法权益，需要的不仅是立法智慧，还有执法能力与体制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