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内地“打工皇帝”之称的唐骏，最近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先是在网上热炒，随后传统媒体也纷纷加入，焦点都是方舟子指称其“学历造假”问题。面对“打假棍棒”，唐骏反击说，“方舟子打假先造假”，并称其律师团已开始运作，必要时会通过法律途径向方舟子讨回公道。究竟谁是真“假”？笔者无从判断，但从网上投票情况看，形势显然对唐骏不利，7 成网友相信唐骏“造假”是真。但是“网络审判”代替不了实际审判，真相到底如何，还需耐心继续静观。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民众好像已经罹患了“造假麻木症”。如果说石家庄王亚丽那样造假偏官，湖南罗彩霞那样被冒名顶替升学，这类个案还能吸引部分人的眼球，那么统计数字造假、品牌商品造假等，就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小菜”，吊不起多少人的胃口，至于药品、食品、销售中的造假、欺诈，老百姓更是习以为常，根本就不当“事儿”了。学历造假，也早就进了不被当“事儿”的行列。这可以从满天飞的小广告得到验证。那些明白写着“办证、刻章”字样小广告的制作者是干什么营生的，有谁不清楚？不就是专门为“有需求者”制造假证书、刻制假公章的嘛，而假学历证书占了这类生意的一大块。为什么这些明明白白打着旗号助人造假的小广告能“长盛不衰”？--有旺盛的市场需求，相当数量的人靠假证书得了实惠。但为什么没见很多揭露使用假证书的新闻呢？因为当事人层次普遍较低，不值得曝光、也引不起社会广泛关注，还因为“被偏”方也都不大较真、比较实际，主要看能力，好用则用、不好用则开，谁去费时费力地去验证证书的真伪。唐骏为什么被“小题大做”了？很简单，因为他是公众人物，而且是知名的公众人物。始作俑者方舟子是想通过揭露、追打这只羽毛绚丽的“出头鸟”，再次强力拷问社会诚信缺失通病；而密切关注此事的广大民众，不过是借着唐骏这个“倒霉蛋”，宣泄长久积郁的愤懑，表达对诚信沦丧的不满。
几乎与唐骏纷争同时，还有一件事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指出，审计署抽查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中，有5170张为虚假发票，列支金额为1.42 亿元。其中：8 个部门本级和34个所属单位在无真实经济业务背景的情况下，利用虚假发票套取资金9784.14 万元，主要用於发放职工福利补贴等；12个部门本级和37个所属单位对票据审核把关不严，接受虚假发票报账4456.66 万元。这是明目张胆的知法犯法！而且犯法的胆子很大，5000张发票，1.4亿元，平均每单2.8万！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前些日子云南那位被称为“最贪县委书记”，他最引人注目之处不在索贿受贿，而在什么都想方设法公款报销，大到万元以上的彩电、冰箱、皮包、手表，小到几元的洗漱品、袜子等。但相比之下，基层就是基层，中央部门的“气魄”要大得多。笔者不由又想起了满天飞的小广告，那上边不少也写着“发票”的字样，就是明白地告诉你“可以提供大量假发票”。笔者过去总不明白：为什么执法部门听任这种造假、售假之徒打着广告从事非法活动？为什么不“顺藤摸瓜”--根据广告上留的电话取证、抓人、严厉打击？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些，因为市场需求太旺、涉及面太大，连一些中央部门都是假发票的“大客户”！
5000张虚假发票，肯定在全部假发票只占了极小极小的比例，但是它产生的恶劣影响却是极大极大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这5000张的使用者太特别了，它们都属于公共机构的政府部门，而且是最高层次的政府部门！本该在遵纪守法、恪守诚信方面为全社会做出表率的中央部门，却扮演了一次知法犯法、欺诈骗财的丑陋角色。一位长居东京的朋友曾经对笔者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笑话”：在东京出名的“红灯区”新宿，皮条客竟然经常向“特定”游客用汉语说出这样的“招揽辞”：给优惠、有发票！这一“笑话”实在让人笑不出来。但愿那5000张虚假发票中，没有来自新宿的。
5000张“特别”的虚假发票，使人们再次看清了诚信缺失病症的严重程度。当然，勇于揭露、曝光，把“家丑”端到枱面上“晒”，也清晰表明了中央整治这一重症的决心。日前国务院已经发出了严肃查处、认真整改的要求。
唐骏是否造假，还没有定论；一些中央部门使用虚假发票，确是审计署认定的事实。而远比关心唐骏事件更多的民众，急切对待看那些中央部门造假的责任者们，究竟会受到怎样的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