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国人均GDP初步估计将达到人均4000美元。按照世行标准，居民中低与中高收入的分界线大约为3700美元。王一鸣认为，近期不但是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也将成为中国推动“富民”进程中重要的时间结点，其中蕴含着民营经济的巨大商机。
但是，在后金融危机形势下，民营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重大课题，如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国际市场空间，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果民企不提高自身竞争能力，不但难以生存，还会直接影响‘富民’目标的实现。”在王一鸣看来，我国改革开放经过了数轮上升期，外需在其中有一半的贡献。而今年外需也许是零贡献，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可能缺失一半的动力。
在此背景下，增强民企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战略，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他提出，下一步民企要通过技术转移，来带动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或者合作研发，来分享关键技术，此外，还要培育新的人口红利。
“原来我国人口红利，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提高来创造的，现在则要提升高素质劳动力比重。”王一鸣举例说，目前我国每年毕业630万大学生，比芬兰、挪威等囯总人口还多，如果这630万人都是高素质，有创造力的，就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民企稳定发展，造“富”于民的关键步骤。王一鸣建议，国家和地方在城市建设方面，都应以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农民工等就业群体营造稳定的居住环境。而这个过程本身，也能为民营经济创造商机。“新36条”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和保障住房，像社区服务业、小城镇建设，城际轨道交通客运专线等，都是民营企业的投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