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2002年到2007年的“泡沫后遗症”中，取得了出口与内需双引擎的经济复苏，演绎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日本是通过怎样的途径，采取了哪些措施，实现了内需主导型复苏？其政策手法和市场意识很多值得借鉴。如重视民间投资，重视利润率，慎用财政政策，形成出口-投资-消费链条等。
出口-投资-消费联动
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内需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民间企业设备投资，二是民间消费。日本经济的内需主导型复苏也基本得益于两者的快速跟进。
实际上，日本这一轮复苏的主要拉动力依旧是对外出口扩张。所不同的是，出口拉动迅速转化为民间企业设备投资，而企业收益的扩张又带动了民间消费及时跟进，从而实现了内需主导的景气全面扩张。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形成“出口、投资、消费的联动链条”，与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密不可分。如自2002年起，原来著名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一夜间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巨型金融集团。银行、证券、保险以及信托等行业全面实现了产业化经营。
改革后的日本企业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改变股本结构，实现了企业治理创新。通过改革，日本企业基本摒弃了战后“日本经营模式”，一改单纯追求市场占有率，轻视利润率的传统做法。依据全球市场动向，在亚洲形成了以日本为龙头的新产业分工体系，确保了日本在生产设备、核心部件以及原材料等生产资料领域的领先地位。这种新的垂直分工体系，为日本企业以对外投资，带动生产资料出口，从而带动国内设备投资增加，创造了良好前提。
对外投资以及出口收益的增加，又使企业获得了高额利润回报，使企业剩余资金膨胀，为企业自主、及时展开设备投资提供了财源，也为企业将利润转移为股东红利和工资提供了前提。如，2005年度中期，日本上市公司股东红利平均增加28%。与此同时，员工可支配现金收入也明显提高，为个人消费提供了丰富的财源。
政府政策不再直接面对企业
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日本政府将原有注重企业、社会管制的庞大“省厅体系”压缩为“1府12省”，放弃产业政策，突出政府服务功能。行政体制的变革使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更注重市场规律，政策的“作用着力点”不再直接面对企业，而是透过市场间接影响企业行为。
例如，自2001年以后，日本几乎不再出台任何产业政策大纲，仅出台“产业发展蓝图”，设定重点发展方向，编制覆盖全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对付通货紧缩过程中，日本政府没有搞所谓的“财政、金融组合政策”，而是针对全球化的新形势，压缩财政支出，突出“超宽松”的金融政策作用。
日本政策当局认为，金融政策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容易通过金融市场间接取得政策效果，且具有较深的作用持续性。相反，财政政策则过于集中个别领域，不利于产生广泛的关联效应，特别是对公共建筑事业的财政投资仅带动水泥、钢铁等产业扩张，不利于增强日本的全球竞争力。因此，日本开始尝试一种财政金融“反向组合”的政策。
综观之，日本内需主导型复苏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大胆给企业松绑，尝试适应全球化下开放经济新特点的“新型政策组合”，从而刺激了民间经济活力。
美国金融危机后，“市场万能论”遭到批判。但日本并没有完全否定市场，在积极扩张财政、实施雇用补贴的同时，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突出市场意识，将经济政策根植于市场，形成政策“引水功效”，以泵出源源不断的“深层活水”。
在日本政策制定者看来，科学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主张“凡事委托市场”，更不是“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市场”，而是主张把民间能做的，尽可能交给民间，按市场原理原则，展开竞争，用市场机制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及时介入，纠正偏差，确保资源配置合理化。近期鸠山政府就在讨论引进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间资本形成社会资本。
科学转型需把握三个平衡
与此同时，日本政策制定者注重金融体系建设，认为金融危机虽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破绽，但并没有改变市场原理的科学性。面对“经济转型”，更需要准确把握“自由”与“干预”的平衡，有效协调“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的关系。
当时的麻生政府提出了“亚洲所得倍增计划”，积极利用亚洲市场克服危机；鸠山上台后也在“经济增长战略”中强调亚洲市场的意义，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拥有27亿人口的大市场，中产阶层迅速崛起。而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市场的放弃，尤其是“潜在市场”转变为“现实市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开辟新市场，主导内需扩张的战略，离不开民族生产力的形成与蓄积。在全球化时代，技术飞速发展，技术创新体系日趋全球化，技术产业的形成更趋全球化、工程化，任何国家、民族，都无法单独主导一个时代的技术体系。
因此，科学的经济转型，客观要求积极把握三个平衡：即世界市场与内需市场的平衡、开辟新市场与维护旧市场的平衡、自主创新与吸引外资共同创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