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两岸关系要遵循“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基本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容易、分歧较小的两岸经济议题是否能够顺利推进？如果两岸经济关系不能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何来“先易后难”呢？
学界有种观点，认为两岸经济关系30年来发展迅速，是拜经济隔绝之赐，即两岸经济交流自1949年起中断了30年，使两岸经济的互相需求非常强烈，两岸经济关系1979年以来的30年高速发展则是一种恢复性、补偿性、反弹性的经济表现，目前这种恢复性增长已经到了某种极限，表现之一是台商到大陆投资“能来的都来了”。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两岸经济关系的前景实际上是不乐观的。但笔者认为，过去30年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有恢复性增长的成分，却非主因，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互补性与增长潜力才是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当前两岸经济关系形势发生3点重要变化，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前景依然看好。
一是基本格局发生变化。两岸经济实力消长明显，大陆经济实力越强，对台湾而言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动因越大。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30年，正值大陆改革开放的30年，也适逢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30年。30年来，两岸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大陆经济实力显著增长，经济规模已经由1978年的世界第10成长为2008年的世界第3，并极有可能在近两年内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贸易规模成长速度更快，已经由1978年的世界第32成长为2008年的世界第3,出口排名第2,并有望今年内跃居第1。1979年至2007年，大陆累计吸引外资7754亿美元，是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则由1978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底的19500亿美元，增长了1200多倍，总量高居世界第1。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则出现相对下降。据IMF等机构公布的资料，台湾经济规模由曾经的世界第16退至2008年的第26，出口由1980年代中期的世界第11位降至2008年的第18位。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间，台湾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2%，也是较为不错的增长速度，但却低于大陆的9.8%。2008年底，大陆的经济规模是台湾的11倍，外贸规模是台湾的5倍，累计吸收外资是台湾的10倍，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近台湾的2倍，外汇储备是台湾的7倍。台湾“经建会”曾按照预期经济实力绘制出台湾比大陆大3倍的地图 ，现实中两岸经济实力的消长却使两岸经济形势发生了相反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台湾当局对于是否积极发展两岸经济关系的态度。
二是基本政策发生变化。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影响显著。两岸经济关系30年来的发展，一直呈现出“民间热、官方冷”的特点，具体表现是：两岸同胞对加强两岸交流有强烈要求，两岸业者也希望两岸尽快就经济议题进行协商，大陆方面始终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然而台湾当局总体上却长期秉持消极与抵制的态度，对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起到制约作用。蒋经国后期和李登辉前期的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是“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鼓励、不干涉 ”。进入90年代，李登辉迫于两岸经济形势的发展，提出“务实、稳健、前瞻”的大陆经贸政策，但到1996年，李登辉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改以“戒急用忍”为原则。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陈水扁提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大陆经贸政策，但在2006年又改为“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直到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提出大陆经贸政策要以“活水计划”取代“鸟笼政策”，这对两岸经济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一个积极信号。
三是基本问题发生变化。台湾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决定其具有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内在动因。近年来台湾经济表现何以由曾经的亚洲四小龙之首跌至末尾，笔者将原因归纳为3大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与产值结构出现严重问题。
首先是产业结构问题。目前台湾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近3/4，本应替代制造业扮演拉动经济增长的龙头角色，但因台湾服务业竞争力不强，加上过去民进党当局对两岸经贸限制措施，使其无法通过拓展大陆市场获得新的空间，一直以内需为导向，在岛内发展潜力有限。与制造业相比，台湾服务业的特点是：低实质成长、低投资比例、低劳动投入、低研发投入、低国际竞争力、低产业关联度，只在名义上拥有高利润及高GDP比重， 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台湾服务业无法充当扩大内需的主导产业。鉴于台湾对外投资的70%以上在大陆，其中绝大部分是制造业企业，台湾服务业也需要跟随服务对象拓展经营领域，增强自身实力。
其次是产品结构问题。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半导体、面板等少数产业，其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40%左右，占民间投资的近70%。此次金融危机与全球半导体、面板产业的周期性衰退发生共振，对台湾经济影响更大。台湾的海岛形态决定其必须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其出口依存度近两年已经在70%左右，外贸依存度约120%上下，大大高于亚太地区其它新兴经济体，外部市场受到冲击的时候，难以依靠扩大内需缓解危机。此外，由于制造业的明星产品单一，台湾产品出口竞争力近年出现下降势头，2000-2008年，台湾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从3.43%降至1.71%，在大陆的市场占有率从11.2%降至9.3%。与大陆进行产业合作有利于台湾企业产品多元化与竞争力提升。
最后是产值结构问题。在产品价值链生产的“微笑曲线”中，台湾企业仍多集中在利润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较少涉入高利润的研发与销售环节。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台湾制造业缺乏自有品牌、核心技术与销售渠道、仍以代工为主的生产模式弊端暴露无遗。危机爆发后，金融去杠杆化使台湾厂商上游客户资金失血，订单急剧下降甚至中断。台湾面板、内存（DRAM）厂商产能利用率降至30-40%左右，而韩国三星等拥有自主品牌及下游产业链的厂商，面板产品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在80%上下。建立自主品牌和销售通路需要有庞大市场的支撑，大陆这个被全世界看好的市场对台商而言是绝好的成长契机。
从上述3点形势变化来看，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仍有潜力。事实上，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不存在所谓“过快”的问题，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应该符合其“潜在增长率”。我们只需顺应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潜力，而不必人为设定发展速度的快慢。为保持两岸经济关系快速稳定发展，笔者认为，当前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工作有3个重点：
一是加速全面发展。贸易、投资、金融关系的全面发展是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台湾尚有2000余种产品禁止从大陆进口，在今年6月底公布的第一波开放大陆企业赴台投资的清单中，类别也很有限，至于两岸金融机构互设营业据点、从事金融业务也尚未取得重大突破。这些议题虽然与岛内各种利益群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势所趋，不能久拖不决。
二是签署框架协议。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岛内有反对声音，因此有人提出不必签订类似协议，只需针对具体议题，成熟一个签一个，可以达到同样效果。笔者对此不以为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方向与速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果民进党上台且仍不改变其原有的大陆经贸政策，两岸经济合作议题条件成熟了也不一定能签下来。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为确保两岸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非图一时之利，只看到协议签署可以使岛内某些产业获利，是没有体认到协议本身的深远意义。
三是强化试点创新。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过程曲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没有现成的国际案例可以模仿复制，未来会是怎样的模式，谁也说不准。为使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最大限度地符合两岸民众的福祉，需要充分发挥两岸人民的想像力与创造力，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总结经验。在这一过程中，试点合作是一种较好的办法。区域试点如“海峡西岸经济区”，产业试点如15项“两岸产业搭桥计划”，还可以有更多的试点方案同时进行。通过试点进行制度创新，大胆尝试，反复检验，如同生物科技在临床应用前需要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一样，为两岸经济合作形式全面推广积累宝贵经验。（本文作者朱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 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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