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4日电（记者李斌、朱立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3月4日下午的经济农业联组讨论会上发言时指出，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关键在于加紧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

　　联组会上，厉以宁话题直指“投资热”。他说：“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就业压力，总是竭力争取项目，扩大投资规模。投资呈不断上升趋势，投资热就不可避免地形成。”

　　投资热带来了什么？厉以宁说，随着投资热的形成，信贷急剧膨胀，然后伴之而来的便是通货膨胀和某些部门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并存的状况，使中央政府不得不紧急刹车，转而实行紧缩政策。财政和信贷两个闸门一关，经济增长下滑，失业人数增加，财政收入也相应下降，于是又转向刺激经济的做法。“如此周而复始，便产生了中国经济中的投资冲动怪圈。”

　　厉以宁进一步指出，在市场化推进而金融监管制度还不健全、完善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中的投资冲动怪圈经常同资产泡沫怪圈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在刺激经济和扩大投资的同时，低利率和信贷规模的增大也往往体现于资产的炒作上。”

　　这位经济学家建议，中国经济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以及与此有关的资产泡沫怪圈，政府不能仅仅停留于“事后调节”的地位，而必须采取“事前调节”的措施，建立预警机制。

　　“最重要的事前调节措施，就是加紧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从数量型、粗放型转变为效益型、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厉以宁说，经济转型有助于消除产生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的基础，收入分配格局也将会相应发生变化，内需随之增大，进而减少经济增长率主要靠增加投资带动的依赖性。

　　厉以宁说，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的背后实质上是经济体制问题。经济转型必须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要尽快由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决策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决策机制。

　　市场成为投资决策的主导者并不等于政府退出了投资决策领域。厉以宁说，某些关系国防、国家安全和重大国计民生的投资决策可以继续由政府决定。凡是竞争性的产业投资，由各类企业根据具体情况和利润率预期作出投资决策，投资者承担盈亏责任。这样，既可避免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还可以使宏观调控措施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