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题左右各国央行抉择

2009-08-31 13:46     来源:新华网综合     编辑:肖燕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全球主要经济体上半年经济数据已陆续公布完毕,伴随中美经济的强劲反弹,德、法、日三国经济增长率的由负转正,似乎预示着延续近两年的金融危机正在落幕,但目前的经济增长究竟是可持续复苏的一部分,还是各国政府公共干预(财政刺激和货币投放)的短期效应,仍存争议。

    由此,对于后期的调控思路,全球货币当局均采取边走边看的“微调策略”,而美联储无疑是最重要的风向标。

    行为变化

    美联储将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计划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中大多数贷款项目的期限分别延长至今年10月底和明年3月底,并且开始小幅修复前期快速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央行则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首次明确“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而周小川则在上月举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期间表示,联储的政策取向是中国货币政策方向调整的重要参考。由此可见,美联储作为此次危机中最为重要的经济推手 (全球经济出现明显好转确实也是在今年3月份美联储宣布实施非常规货币手段之后)又一次被委以重任。

    但此次危机中一个新情况是超出大家预期的,即虽然各国均采取微调策略,正如在危机解救过程中全球联手形成的巨大合力一样,如今这种合力正在对刚刚恢复元气的金融市场产生复杂的影响,近期全球股市的深度调整也应该主要缘于此点,其中,中国股市最为明显。

    因此,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克鲁斯内尔(RandallKroszner)所言:“摆脱金融危机就像摆脱尴尬的社交聚会一样:正确的退出非常关键。”对于投资者而言,在经济复苏态势确立之后,政策层面也正在发生微变之时,需要决策后期资产配置的策略是否需要改变,以及在对未来经济走势预判的前提下,需要做出资金摆布格局的调整。

    日前有报告显示近两周是2009年以来流入美国市场资金量最大的两周,共计流入120亿美元,相应投资中国市场的基金则呈现流出态势,由此可见,伴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以及由此触发的行为变化已经开始。

    制约因素

    对各国决策者而言,同样也到了抉择的时刻,但此次危机引发的一系列新问题,却严重制约着决策层做出明确的判断。

    首先,就是目前经济的强劲反弹能否转为持续增长。因为伴随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去杠杆化”具体表现为了美国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的回归,截至6月底,美国家庭储蓄率已经回升至4.6%,而按照IMF最新测算,预计到2014年美国债务负担率 (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70%快速升至99.5%。因此,无论是居民消费,还是国家消费,都很难在短时期内恢复到此前全球最强经济引擎的地位,何况美国政府的信用早已被严重透支了。

    其次,就是政策转向的时点把握。日前伯南克在给国会的半年报告中,已就未来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的五大手段进行了详细阐述(包括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进行逆回购协议、在公开市场出售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等)。但对于政策何时转向,联储却没有明确的态度,只是笼统地表示下阶段经济能否实现强劲反弹的关键在于四个因素:失业率、收入增长、财富效应和信贷环境。由此可见,上世纪“大萧条”期间的难题再次摆在各国央行面前,即何时以及如何减少货币供给,并使得银行累积的巨额准备金有序释放,进而防止恶性通胀的发生,而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各国央行必须能够把财政刺激的效果与持续经济增长区分开,以决定“退出”的时机。

    最后,就是未来全球经济引擎的定位问题。6月份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逆差的同时扩大,让人们对于危机后全球经济结构能否得到有效调整,再次产生争论。因为如果将两者放在同一坐标轴上来观察,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两者之间的喇叭口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说明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2002-2007年间年均超过5%的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的两极拉动。现如今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需不需要作出调整,调整程度究竟有多大,在问题最终得出结论之前,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如果在各国共识没有形成之前,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地贸然实施“破旧出新”,那么其所带来的变革成本无疑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微观经济层面的投资者行为,还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取向来看,在全球联合强力干预下,经济运行态势已经明显好转,此时,我们需要在政策层面和经济行为相应作出调整时,同时也要注意全球化语境下的合成放大效应,并且尽量要预设此影响的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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