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对于后期的调控思路，全球货币当局均采取边走边看的“微调策略”，而美联储无疑是最重要的风向标。
行为变化
美联储将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计划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中大多数贷款项目的期限分别延长至今年10月底和明年3月底，并且开始小幅修复前期快速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央行则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首次明确“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而周小川则在上月举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期间表示，联储的政策取向是中国货币政策方向调整的重要参考。由此可见，美联储作为此次危机中最为重要的经济推手 （全球经济出现明显好转确实也是在今年3月份美联储宣布实施非常规货币手段之后）又一次被委以重任。
但此次危机中一个新情况是超出大家预期的，即虽然各国均采取微调策略，正如在危机解救过程中全球联手形成的巨大合力一样，如今这种合力正在对刚刚恢复元气的金融市场产生复杂的影响，近期全球股市的深度调整也应该主要缘于此点，其中，中国股市最为明显。
因此，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的克鲁斯内尔(RandallKroszner)所言：“摆脱金融危机就像摆脱尴尬的社交聚会一样：正确的退出非常关键。”对于投资者而言，在经济复苏态势确立之后，政策层面也正在发生微变之时，需要决策后期资产配置的策略是否需要改变，以及在对未来经济走势预判的前提下，需要做出资金摆布格局的调整。
日前有报告显示近两周是2009年以来流入美国市场资金量最大的两周，共计流入120亿美元，相应投资中国市场的基金则呈现流出态势，由此可见，伴随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以及由此触发的行为变化已经开始。
制约因素
对各国决策者而言，同样也到了抉择的时刻，但此次危机引发的一系列新问题，却严重制约着决策层做出明确的判断。
首先，就是目前经济的强劲反弹能否转为持续增长。因为伴随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去杠杆化”具体表现为了美国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的回归，截至6月底，美国家庭储蓄率已经回升至4.6%，而按照IMF最新测算，预计到2014年美国债务负担率 （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70%快速升至99.5%。因此，无论是居民消费，还是国家消费，都很难在短时期内恢复到此前全球最强经济引擎的地位，何况美国政府的信用早已被严重透支了。
其次，就是政策转向的时点把握。日前伯南克在给国会的半年报告中，已就未来宽松政策退出机制的五大手段进行了详细阐述（包括提高超额准备金利率、进行逆回购协议、在公开市场出售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等）。但对于政策何时转向，联储却没有明确的态度，只是笼统地表示下阶段经济能否实现强劲反弹的关键在于四个因素：失业率、收入增长、财富效应和信贷环境。由此可见，上世纪“大萧条”期间的难题再次摆在各国央行面前，即何时以及如何减少货币供给，并使得银行累积的巨额准备金有序释放，进而防止恶性通胀的发生，而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各国央行必须能够把财政刺激的效果与持续经济增长区分开，以决定“退出”的时机。
最后，就是未来全球经济引擎的定位问题。6月份中国贸易顺差和美国贸易逆差的同时扩大，让人们对于危机后全球经济结构能否得到有效调整，再次产生争论。因为如果将两者放在同一坐标轴上来观察，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两者之间的喇叭口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说明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2002-2007年间年均超过5%的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的两极拉动。现如今这样的经济增长路径需不需要作出调整，调整程度究竟有多大，在问题最终得出结论之前，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如果在各国共识没有形成之前，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地贸然实施“破旧出新”，那么其所带来的变革成本无疑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微观经济层面的投资者行为，还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取向来看，在全球联合强力干预下，经济运行态势已经明显好转，此时，我们需要在政策层面和经济行为相应作出调整时，同时也要注意全球化语境下的合成放大效应，并且尽量要预设此影响的调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