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8月28日讯(记者康博 蒋诗舟 朱丹) “《财经》-宜信财富·中国财富管理系列论坛——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管理的挑战与机遇”在北京召开。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发表演讲时描述了我国经济未来的“新常态”,即我国人口结构拐点的显现,或引起储蓄率的下生压力。境内资产形成积累速度放缓,境外资产形成也会受到影响。同时投资增速、GDP也会放缓。另外,外汇储备、流动性创造也会减少。
王庆指出,从未来看,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必然伴随着传统的工业的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放缓整个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当中,同时维持比较健康增长的话,必须有效率的金融支持,要通过一系列的金融创新来实现。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创新金融服务带来创新的金融产品,从而引领整个金融行业的这样一个变化。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庆:首先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论坛。
我今天想用一点点时间,来谈谈我们的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以及对我们财富管理和其他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影响,刚才在第一个环节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是涉及到行业的变化比较多,然后设计到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一些现象,还是一个趋势的变化,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研究问题和从业人员,都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我想用一个分析框架,探讨一下是不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状态,或者新的常态,而且这个新的常态里面,可能称为一个主题。在这个会上向我们一些业界的新锐,可能对我们的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回头看可能会起到历史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过去有哪些现象,这一点我很快和大家分享一下。
实际在过去几年,五年到八年以来,中国很重要现象,就是中国储蓄率比较高,中国经济很多的宏观经济现象,以及基本市场,金融机构的一些行为与高储蓄是有关的。高储蓄对于一个国家就可以形成资产,可以形成境内的有形资产,通过固定投资形成资产,另外一个是对外投资,形成境外的金融资产,一个国家如果有这样一个储蓄,比较高呢?就是有三种选择,境内资产、境外的资产和境内金融资产。说简单点在中国建铁路,最后是买美国的国债,带来高投资,有了高投资带来高增长,在这样一个高增长的环境下,我们注意到过去很多年中国的高增长,伴随着中国的经济,表现出是相对比较低的通货膨胀,大家记住从2003年到2007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实际上不到2%,通胀也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很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扩张是投资推动的。当投资形成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是带动了经济的增长,然后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随着投资的形成,形成了产能,这样在中国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增长,高增长是伴随着底通胀,这跟很多国家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在境外金融资产的投资,但是基本上是外汇储蓄当中存在的,中国有资本帐户管制,首先卖给中央银行,这样从老百姓角度呢?中国是没有境外资产的,但是从中国的国家整体来讲,是有境外资产的,就是境外的金融资产,这就形成了流动性创造,也就是中央银行要购买外汇,通过印人民币,形成这样一个流动性,这个流动性对于老百姓来讲,是对内的财富,但是没有对应境内的实物资产来对照。一方面有形资产,另外一方面,过去好多年中国经济流动性过剩,在这样一个背景,加上中国资产市场部发达,长期资本市场的压力,中国股市达到六千点,过去几年,一直到现在房地产价格一直上升压力,挥之不去,中国经济如果有过去时的话,过去时就有这样几个特征,相对较低的通胀,还有资产价值上升压力持续存在,这个我想大家关注经济,尤其过去十年以来,大家还是记忆犹新的,当前面临的现象也许恰恰相反,这里面核心中国又很高的储蓄,这个储蓄是不是给定的,我想是给定的,因为中国高储蓄,是由中国人口结构造成的,人口结构,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化,表现在年轻人口,工作人口比重上升,带来高的储蓄,而结构迅速变化,很大程度上跟中国执行的计划生育有关,计划生育政策,在任何国家人口变迁是一个慢过程,在中国是一个快过程,中国人口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形成的年轻化到老龄化在中国几十年产生,在中国表现高储蓄,中国高增长本身也会形成高储蓄,主要是因为人们消费习惯是有黏性,我们老一辈生活水平改善,消费是很难改变搞得收入增长,另外销售行为,没有发生同步变化,出现了高储蓄。
所以,根源在于中国的储蓄的丰富,所以在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中国的过去式的宏观经济形式的核心标志和核心就是金融压力,高增长不难,控制膨胀不难,最艰难如何抑制资产上升趋势,这样的环境下,金融压抑对利率进行管制,金融机构进行管制,对金融产品进行管制,因为中国有足够的钱,在金融压力下,限制机构限制居民,限制企业的杠杆上升,由大的商业银行控制资源,底价获取储蓄资源,然后投资,投到一些领域,然后再这种情况下,也不需要创新性的产品,创新性的金融机构和反映市场供求的利率来提高这个资产配制效率和资金配制效率,这是中国过去宏观经济的过去式。
但是这个过去式似乎已经的确是只能描述过去了,因为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已经显现,中国人口结构拐点已经显现,从这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口结构的一个指标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比例。所谓生产者就是人口在年龄在16岁到60岁之间的比重,占整个16岁以下以及60岁以上比重。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拐点出现,已经表现出了影响,中国储蓄率已经触点,已经有下生的压力,这样的环境下向前看,对中国经济有生产压力,分享一个看法,是不是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一个新的状态,这个新的状态,跟过去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也许我们需要对未来做一些新的思考,尤其选择行业,选择这个发展的方向,对于企业来讲,尤其这样一个环境尤其重要,这个环境特点,人口拐点出现,出现以后储蓄率开始下降,储蓄率开始下降的话,根本的原因呢?在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人口结构变化,同时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决策,也是形成一个负面形象,储蓄率下降速度比较快。有一个快速的储蓄率的下降,可能境内资产形成积累速度放缓,境外资产形成也会受到影响,境外金融资产积累也会放缓,如果境内放缓的话,投资增长速度放缓,GDP也会放缓,这样的情况下,反而带来通胀的上升,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随着投资驱动增长的放缓呢,需求扩张,并不能够带来供应攻击,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小额增长,这是很多国家出现的现象,主要因为供给方面速度放慢,新的常态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另外一个变化,外汇储备减少,流动性创造也会减少,注意到过去一年以来,11年到现在,外汇储蓄放缓,由此产生后续创造已经明显下降。所以,中国现在出现流动性偏激,流动性减少会过去流动性过剩发生变化,股票市场发生变化,这样一个环境下,流动性创造减少,另外一方面股市上压力非常大,虽然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没有表现突出,同时随着人口结构变化,通胀高起,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经济在未来新常态,可能标志是较满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胀,资产上升压力明显减弱。那就是因为我们月光族越来越多,生活习惯演变已经发生。这是我想强调的,在这样宏观环境下,中国经济的政策环境的关键词,恐怕就是金融创新,因为,只有当资金,只有当资金变得比较相对匮乏,比较紧张,同时要维护比较高的增长的时候,才提出要求,这个要求以有限的资金创造更快的增长,这就要求,投资的质量提高,这就要求资金的配制提高,如何提高,需要有更有效的金融机构,同时需要反映市场供求的资金价值,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金融市场方面这些变化,包括PE的涌现,然后理财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包括传统的金融机构,开始向一些非传统领域的扩张等等,这都是金融创新的表现,那么最近一年以来的利率的市场化,也是这样,事实上我们政策环境的变化,事实上反映的宏观形式,需要我们中国经济整体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投资效率,这就互换金融机构的创新,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价格的市场化,所以我们由此来讲,我们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刻讨论理财,讨论新的金融业态的发展进程,结论是很明显的。
这个金融创新,未来将会对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召开这样一个会,这样一个论坛,部分上来讲呢,一方面是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也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呢?来反思一下我们当千的宏观经济形式的变化,那么为未来照准方向,从未来看,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传统的工业的增长速度的放缓,而放缓整个中国经济,实际上如果中国经济真正有效的实现这样一个转型,在转型过程当中,同时维持比较健康增长的话,必须有效率的金融支持,这个金融支持要通过金融创新来实现。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需要向一系列这样的创新,创新金融服务,带来创新的金融产品,从而引领整个我们金融行业的这样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本身,对于,中国维持一个还是相对较高的增长,在一个新的常态下,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改善是至关重要,所以在这里,我最后也祝愿大家,把握新的常态,实现我们财富的保值和增值,也祝愿我们在新的常态下,涌现出像宜信财富一样的优秀代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