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目前经济学出现了一种范式危机。即我们看待问题的思想论、方法论、模型论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结论可能和事实真相相差越远。正是这样的错误导致了决策者在金融危机中集体性的误判。我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经济学。
经济学理论不再适用当前环境
新京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你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有什么样的反思？
张茉楠：为什么全球这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对金融危机的判断上集体失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方法论出了问题。
近十年来，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了许多超预期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规律，这不仅让传统经济学理论和模型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也让各国决策者在应对一系列复杂问题以及危机治理方面表现得十分乏力。
可以说，目前经济学出现了一种范式危机。即我们看待问题的思想论、方法论、模型论是有问题的。经济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得越高、模型越完美，得出的结论可能和事实真相相差越远。正是这样的错误导致了决策者在金融危机中集体性的误判。我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经济学，这无论对于经济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它比决策本身更重要，也就是“元决策”(对决策的决策)的问题。
新京报：“范式危机”是指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机？
张茉楠：从马歇尔、瓦尔拉斯到后来的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不同的范式革命。
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上。其经济学假设是把整个经济系统当做均衡的、一般静态的系统，而且把系统中的人当做理性的决策人。在大部分经济模型中，人的因素都不在考虑范围内，而是变成了抽象的符号，甚至是忽略不计。但人的心理、认知、情绪、决策能力、博弈能力等，恰恰是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离开了这些变量和因素的分析就无法预测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决策的复杂性。
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理性、一般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构筑了一个看似精美的公理化体系。但其三大前提假设都存在致命的错误：一是上面说到的人的完全理性；二是均衡解，即能够找到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一个均衡的点，而且能够通过市场出清达到自动的均衡；三是静态，现有的经济学模型都没有描绘经济的演变过程，而是在静态的假设下研究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大调整、大变革，但我们还是延续原有的研究理论、模型，包括统计口径等，已经难以呈现出经济世界的真实面貌。
微观意愿与宏观决策的背离
新京报：“人”的因素如何影响经济？
张茉楠：很多决策者总是把微观和宏观完全割裂，以为微观主体的简单相加就能得出宏观的变化趋势，这跟现实情况是完全不符合的。
个人的理性未必代表集体理性，甚至产生合成性谬误。比如在金融危机中，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设计的那些金融产品是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他们没有预料到消费者是如此不理性，购买了大量的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导致资产不断膨胀，结果带来了一场灾难。
凯恩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选美理论”：在选美比赛中，如果猜中了谁能够得冠军，你就可以得到大奖。应该选谁呢？答案是选择那个你认为大家都会选的美女，而不是你认为最漂亮的那个，这样得奖的概率才最大。
金融市场上的买卖也是如此。但事实是，如果你跟风买卖股票，最后往往导致超买超卖，反而无法达成交易。这一结果跟原先的设想是相反的。
此外，当人的预期非常强烈时，就会产生预期的“自我实现”。
比如，以房地产市场为例，6月份70个大中城市超三成房价环比上涨，其实就是在政策调控初露松动信号，而很多百姓又对政府调控并不信任的情况下，一些“刚需”恐慌性蜂拥入市造成的，这就跟原先的宏观决策完全相背离。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和中国恰好相反，大家都认为它三五年内都无法走出低谷，预期使得美国房地产市场成交量依旧十分低迷。
新京报：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宏观决策和微观意愿的背离？
张茉楠：这很复杂，因为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经济说到底是“人”的经济，经济问题之所以复杂其根源就在于人的行为的“复杂”。
从宏观到微观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策要进行评估、论证，包括听证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听证不是走形式、走过场，而是为了保证政策的科学有效性，把政策的效果最大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使其执行成本及副作用最小化。
目前，我们很多政策的出台都缺少政策评估，很多都是“拍脑袋式”的决策，这会使很多决策缺少科学性，更缺少理性。比如一些产业鼓励政策是一股脑出来的，没想到政策之间的掣肘。那些一刀切、不考虑个体预期的政策，都是失败的。
此外，理论、决策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演化，也是所谓的“演化的复杂性”。
事实上，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演化经济学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
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马克思、凡勃伦，以及熊彼特其实都算是这一学派的“鼻祖”。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里，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系统平衡的“负反馈”机制，是一种“自我纠正”。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以“危机”这一极端的方式爆发、崩溃进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是经济系统自我修复、演变和发展的自然过程。
政策干预加剧经济波动
新京报：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都加强了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你怎么看？
张茉楠：金融危机后，全球不但没有深化市场经济，反而走向宏观调控的极端。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在“市场失灵”的同时，也会有“政府失灵”，在“市场非理性”的同时，也会有“政府非理性”。
一般而言，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削峰填谷”，在经济低迷时，不断刺激经济、加大财政投入、货币投放；经济过热时又不断的大力度的收紧政策。这样宏观调控非但没有达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使波动幅度加剧。
在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各国政策集体发力，试图通过政策加码改变经济运行的节奏和规律，使得经济表现没有预期的那么糟糕。但问题是，风险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和推迟，把经济强行拉动起来，风险并没有随之消减，反而会加大并延后，到时候积累的风险会总爆发。
新京报：中国该怎么做？
张茉楠：具体到中国，就是要决策下放、权力下放，让政策“接地气”。在制定政策时要不断地去做调研，多倾听民众的声音。
比如，为什么每个月公布的CPI数据和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不同？这是因为统计口径、权重需要调整了。
随着消费升级的变化，原先的统计方式已经无法反映现实情况，例如猪肉在人们的消费权重中比例已经大大下降；电子商务取代商场成为新的消费渠道，这些并未在CPI统计中及时地呈现出来。
又比如一些“稳增长”的措施，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作用，但经济刺激过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要着眼于调结构，关注的是经济体自我修复的能力，要通过产业革命、消费升级来不断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
- 同题问答
问：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你最尊敬哪位？
答：相比国内的经济学家，我更加认可国外一些思辨性、哲学批判性比较强的学者，比如索罗斯。我们都知道索罗斯是一个大投资家，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在理论界我比较认可的是斯蒂格利茨，他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虑问题，不武断。
问：2012年的经济运行到现在，当前的状况，是否有让你很意外的地方？
答：没有意外。中国经济目前整体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问：近期在市场层面，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
答：收入分配和减税。在经济下滑期，政府需要给企业和消费者减负，这样才会让消费者敢花钱、企业敢去投资，让微观更有活力，宏观经济才能良性循环。政府一定要还富于民。
问：未来十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答：未来中国必须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包括咨询、创意产业、环保、金融等都会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