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行时，隐藏的潜在矛盾或问题往往会逐渐浮出水面。浙江“担保圈危机”正愈演愈烈，从去年温州部分民营老板跑路，到本次“担保圈危机”爆发，导火索均指向一个问题——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借贷以及非法集资等行为埋下的隐患。

　　尽管，从企业角度看，问题来自于“银行催贷、抽贷”，但实际上，这并非“危机”发生的全部，只是加重危机的一个因素而已。可以说，这场“担保圈危机”的风险尚在暴露过程中，对金融机构来说，意味着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一方面，本次“危机”暴露了银行在放贷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审核不严、风险把控有漏洞等，拷问着银行追求放贷规模的经营模式，这无疑对当前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银行业，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同时也暴露出非法集资、高利贷等领域风险已向银行体系传递。从未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从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入手，拓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方式，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防范金融风险发生。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巨额社会财富和资本积累。然而，中国的实体经济却因为得不到资本的输血而频现危机，温州企业老板“跑路潮”、高利贷频现等一系列民间借贷事件，拷问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还处于比较封闭、政府垄断管制的阶段，这种金融体制已严重影响到资本配置、资源配置、货币的正常流动等各个方面，并积聚了巨大金融风险。银行机构高存贷率对资金的钳制，对中国资金的定价产生了误导，导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过高，高利贷频现，导致了实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这种金融体制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阻碍了实业经济的发展。

　　中国金融领域已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解除中国金融抑制最关键的不是价格因素，而是数量上的因素。应在老百姓的储蓄和企业的贷款之间架起桥梁，而不是制造鸿沟。首先是打破商业银行的垄断，开放民间融资渠道，然后让民间资本可以入股商业银行，也能可以进入信托、融资租赁、成立信贷公司等等，让其他们可以绕过商业银行把资金和供求打开。同时，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至市场化水平，把闲置的资源从央行的账户上释放出去。

　　此外，房价的巨大泡沫浪费了中国大量财力和资源。物价上涨皆由房价上涨引起，抽空了实体的资金，掏走了人民的储蓄，使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为促进公平和稳定，政府调控不能松，应该乘胜追击，采取更有效的房产税政策，让空置的房产交重税，尽快让房价降下来。房价下降一半以上，才有新的购买者入市，房地产僵局才能打破；房地产从业者才能彻底理性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去暴利化趋势；社会资金才能逐步转向实业；才能弥合被房价撕裂的社会；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股市改革与经济转型也需并进，以服务实体经济。股市应该在经济转型大背景下进行改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随着经济增长逐步稳定下来，市场会逐渐改善这种预期，到时股市自然会慢慢企稳走好。

　　中国股市正在从原来非市场化的扭曲状态快速向市场化接轨，在任何改革和与市场化接轨的过程中都会付出代价。目前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已处于历史低位，之所以“跌跌不休”，并不是完全因为股市的资金供求关系不平衡造成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市场参与者对经济转型期不确定性的担忧。目前，拯救中国经济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一个大的调整方向，在此背景之下，经济增速放缓已是一个客观现实，股市也会随着经济增长的预期调整，从中寻找均衡点。

　　21年来，中国证券证劵市场投资者为上市企业提了10万亿以上的资金，但回报却是血本无归，这个市股市场不仅成了“圈钱市”，还成了“强盗市”。要矫正上市公司的投机圈钱行为，改革目前的证券市场制度，只有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才能实现企业良性发展和竞争，才能用丰富资源支撑民族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质量的飞跃；只有股市转型成为投资市，才能培育出有核心竞争力的上市公司，只有中国各行业的上市公司都能培养出国际上的大品牌,中国经济才能突破发展瓶颈。

　　如果说，生产能力惊人增长的制造业成就了中国经济大国地位，则未来中国要推动产业创新升级，除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外，更应该有一个高效配置资源的金融市场。未来，中国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寻找一种均衡，这种均衡既要利于发挥金融市场的活力，又要利于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这需要我们对全局有着清晰的把握，更需要有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勇气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