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不下决心加大减税的力度为企业减负，不下决心通过激励机制支持企业通过结构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不下决心调整收入分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而仅仅寄希望于货币的放松刺激短期的增长，除了获得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有毒数字之外，恐怕只会再次延误转型时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天第二季度，电力生产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仅为1.7%，而过去10年间电力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2%。同期铁路货物总运输量增长1.3%，而2005-2011年间平均增长率为6%。煤炭输出量占全国港口输出量的70%以上的秦皇岛，号称“工厂血液”的煤炭存量创出历史新高，甚至高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凸显“硬着陆”之势。

　　但中国经济下滑绝不是什么短期现象，更不能把中国经济下滑的主因归结于欧债等国际经济动荡等外部因素。其实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转折点早就来临了。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受到人口红利、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环境治理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降至8%-9%左右的水平；第二，前两年的刺激政策回避结构调整和关键领域的改革，只是让一些本来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有了喘息之际，延误升级的时机；第三，在全球都面临调结构的大背景下，较高的进出口增速不仅不正常，而且明显不可持续；第四，近年来，中国依靠投资和进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边际效应已经发挥到极致，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和房价的暴涨，一方面使得实体经济低迷，另一方面，房价的暴涨进一步压缩了民众消费能力，使得提高消费的努力见效甚微。

　　如果忽视这些基本事实而再一次通过投资来稳定经济增速，很显然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垄断问题，产业升级的问题，等等，都不可能靠再一次的政府投资，更不可能靠货币政策的再一次放水来解决。如果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不下决心加大减税的力度为企业减负，不下决心通过激励机制支持企业通过结构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不下决心调整收入分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而仅仅寄希望于货币的放松刺激短期的增长，除了获得短期漂亮而虚幻的有毒数字之外，恐怕只会再次延误转型时机。

　　事实上，上次“4万亿”计划也的确帮助我们再此后的一年多里守住了高增长的“阵地”。然而好景不长，当“4万亿”的“弹药”打光之后，经济增速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不断下滑。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那句老话：“客观规律最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吗？说到底，我们究竟承认不承认有“经济周期”这回事？难道我们真的以为，只要“加强宏观调控”，我们就可以“人定胜天”，就可以克服所谓的“弱周期”，使我们的经济永远保持高增长势头吗？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说，这其实是一个究竟是信仰唯物主义还是信仰唯心主义的根本问题。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经济规律、经济周期面前，人类包括政府是无所作为的。关键是看我们怎么作为，是因势利导还是逆势而行。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去的那一套以政府为主导、以投资为主要拉动力的增长模式也许的确具有某种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有所建树；如今，时代变了，周期变了，条件变了，这一切都在强迫我们要真正地转变发展方式和增长方式。而首当其冲的改变，就是要从政府为主导、国企为主体变成以市场为主导、民企为主体。

　　要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和增长方式，就主要应当依靠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由于民间投资在决策前会进行更谨慎的市场调研、需求测算，而非政治上的考量，因而相对政府投资，出现资源浪费的现象更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民间投资本身便是对中国体制改革的推动。

　　上半年各中央政府部门密集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开放民间投资领域。但现实是很多领域一直没有开放，或者没有落实。开放民间投资不是光出几条细则就行了，而是主要看经营领域开放、银行资金流向、资本市场发展、企业税赋减少这四个具体问题有没有解决，看这四方面有没有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开放领域，就要允许民间资金投资高端领域，如金融、交通、通讯等；应给民营企业更多的资金获得渠道，银行贷款要更多面向民营企业；资本市场面向民营企业更多地开放。稳增长，政府应该依靠宏观政策，而不是微观政策，应该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减少税收。刺激经济不是由政府具体决定哪一个项目，购买谁的产品，也不能主要靠发改委批项目。这些项目或产业不是带来重复建设，就是本来就不该由政府投资。

　　经济增长当然需要投资，这一点没有人会否定；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更有效率，这一点同样是经济学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常识，然而在中国，却似乎并没有成为共识，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政府在投资上要如此自告奋勇地充当主力军。据报道，温家宝总理在他的近期系列讲话中表示，政府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还要更加重视发展民营企业，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其中“一定程度上”这个修饰语十分耐人寻味。“一定程度上”是个什么样的“程度”？为什么不干脆就说“要更加重视发展民营企业”？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温总理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已属“思想解放”，已经比“一视同仁”亦即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有了一点点的突破。然而，这恰恰显露出高层对民营企业仍然持有某种保留态度：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才会更加重视发展民营企业。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当国有企业的发展受到瓶颈障碍，当经济增长不断下滑，光靠政府投资和放松货币已再难“稳增长”之时，只有到了这个“程度”时，民营企业的发展才会被“更加重视”。也许这么辨析有些“较真”，有些吹毛求疵，实际上，当今之时，不仅国有企业的利润开始大幅下降，民营企业的日子甚至更加难过，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也许这才是温总理“一定程度上”之言的本意。正如他紧接着所指出的：“政府最重要的是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尤其要对小微型民营企业采取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