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是国人认识边疆状况、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要基础工作。本文将初步分析清代在西藏地图测绘、野外考察和文献记载三方面的学术实践过程及其主要成就。
康熙年间全国范围的经纬度测量虽未顾及西藏，但在多次派兵进藏时也曾注意测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测绘西藏舆图，从而发现并命名了世界最高峰—一珠穆朗玛峰，绘入《皇舆全览图》后填补了西藏地图的空缺，比英属印度测量珠峰高度并擅自命名要早135至138年，这是地理发现史与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乾隆时代以后，地图测绘事业渐显停滞之势。西藏地图数量缺乏且以山水画形式居多，坊间地图甚至不重视比例尺，制作水平大为衰退。
西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寒冷的自然特点，决定了进藏路线和藏区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从内地进藏从事行政管理或执行军事任务的人员尤其是这样。探索和记载西藏的交通站程，几乎是所有涉及西藏地理的文献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康熙年间，焦应旂《藏程纪略》记载了自西宁入藏的路线和沿途见闻，杜昌丁《藏行纪程》记载了自云南入藏的道路。雍正时期王我师《藏炉总记》，则分别叙述了从四川、青海、云南入藏的交通路线，奠定了全面记载进藏道路的文献基础。后来的进藏者如王世睿、松筠、林俊、徐瀛、姚莹的著作中，同类的内容只是局部更加详细些。光绪十二年黄沛翘编撰《西藏图考》，集清代有关西藏交通路线的文献之大成。 清代关于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记载，包含在地方志、游记等文献中，除《大清一统志》卷 547《西藏》外，有从雍正年间的《藏纪概》到宣统三年的《西藏新志》将近20种方志。虽然数量较少、体例略嫌混杂，但留下了关于疆域、山川、交通程站、人口、民族分布、灾害等方面的记录。由于体例的限制，地方志对地理现象的描述远不如游记那样生动形象。一些进藏者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长于描述的悠久传统，无论是西藏的高山、河流、气候、道路、物产，还是居民、建筑、风俗、宗教、语言，都能够在他们的游记中跃然纸上，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西藏的地理考察和文献记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清代西藏地理考察与记载的进展，和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局势密切相关。国家强盛的康乾时期，为了实施旨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行政管理和军事行动，最高统治者积极倡导地图测绘和地理（尤其是交通线、地名）的调查，奉命进藏的官员如松筠等人予以响应，表现了长远的见识。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微与外国侵略者对西藏的觊觎，激发了部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推动了新一轮地理考察和文献整理的热潮。当时的地理著作在形式上与游记、考证、方志并没有显著区别，其内容仍然属于地理描述的范畴，但它们丰富了对祖国西南边陲的地理研究，在中国地理学尤其是边疆地理学的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页。
地理考察与研究，是认识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基础工作。在边疆地区，更是了解疆域状况、维护领土完整、实施行政管理的必要条件。与祖国内地相比，西藏由于地处边陲、地势高峻、气候寒冷、路途遥远、语言不同、风俗迥异，长期被视为地理考察的畏途，甚至被涂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清代是历史上进行西藏地图测绘、野外考察和文献记载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将对上述三方面的学术实践过程及其主要成就进行初步分析。
一、西藏地图测绘的进展
康熙年间全国范围的经纬度测量，是中国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传教士并没有亲自到西藏开展这项工作，但这一时期在多次派兵进藏的同时，也测绘了一些地图。据翁文灏先生考证，康熙四十八年（1709）曾派人进藏测图，“在藏二年回京，于1711年将图交雷孝思神父审阅，图中并未定有经纬位置，雷氏以为与内地各图不易连接，认为无用。帝乃再派曾在钦天监学习数学、测量之喇嘛二人，自西宁至拉萨，复自拉萨至恒河之源”。 1711年所绘的地图，大约是最早见之于文献记载的西藏地图，尽管它并不精确。对于派喇嘛进藏测绘一事，《大清一统志》记载：“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遣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绘画西海、西藏舆图，测量地形。以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之脉，皆由此起云”。但是，由于策妄阿喇布坦叛乱，他们二人至冈底斯山而返，来不及测量、订正经纬度，所绘地图虽经实测，但也不乏取之于传闻的材料。因此，传教士在其后编制西藏地图时，既利用了二人实测、采访的资料，又以当时业已测定的西宁、打箭炉、丽江三处为起点，根据它们与拉萨的距离，将拉萨定位于西经26度、北纬29度6分。编成的西藏地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被绘入铜版的《皇舆全览图》中，从而填补了西藏在全国舆图中的空缺。
清初西藏地图测绘的不足，正如翁文灏所说：“康熙所用测图喇嘛，虽曾略受训练，但因阻于战乱，亦仅亲勘西宁、拉萨、恒河一段，其余亦得之藏寺旧闻，加以编制。可见康熙时代西藏地图，殊不及内地及满蒙之详密。而于藏地西部，尤未详勘，故多错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珠穆朗玛峰的发现、定名及其载入地图中。林超先生的研究证明，1717年入藏勘测的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发现者。由于他们的工作，1719年的铜版《皇舆全览图》最早在地图上正确地标志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和满文名称，1721年的木版图上又出现了其汉文译名，这是地理发现史与测绘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英属印度测量局1852年测量珠峰高度、1855年以该局前任局长、英国人 George Everest之名命名此峰为Mt.Everest，则是远在我国测绘珠峰135至138年之后的事情了。
康熙时代的测绘事业在乾隆年间得到了延续，但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在推广应用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方面固步自封，当时已渐显停滞之势。“其工作已渐中国工作化，重于考据而忽于测量，过于铺张而实逊精密。其后私家著述，有《西藏图识》、《西招图略》、《卫藏图识》、《西藏图考》等，皆有图。然皆不著经纬，不甚明比例，但略记山川地名而已”。清中期以后，地图制作水平大为衰退，往往在《皇舆全览图》或《乾隆内府舆图》基础上增删摹绘。坊间常用的“计里画方”法，较之经纬度绘图法已是倒退，甚至还有以山水画形式绘制的，连比例尺也不很重视了。乾嘉之际的驻藏大臣松筠（1754－1835），嘉庆三年（1798）撰《西招图略》，附图15幅，已是既无经纬度也无计里画方，同时没有比例尺，与山水画无异，且地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异于常例。即使如此，到光绪十二年（1886）黄沛翘撰《西藏图考》时，鉴于“内府《西藏全图》外间未见临本，推松文清公《图略》与盛氏绳祖《图识》刊行于蜀”，选摹了松筠附图中的12幅，因为“自来西藏专图天有逾于此者”。卷一的《西藏全图》，是他的朋友临摹节取同治年间刊行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即《大清一统舆图》而成，仿原图采用计里画方与经纬度并用的方法。黄沛翘称：“生平所见藏图，未有以万里计者，此殆其权舆耳”“权舆，意为草木的萌芽状态。他认为这幅地图“计里开方，发前所未备”“其评价之高，恰恰表明了当时西藏地图数量缺乏且以山水画形式居多的状况。 据邓衍林先生记载，清代关于西藏的地理图籍，除上述几种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20余种，如《西藏全图》、《西藏地方图》、《三藏分界图》、《四川西藏等处图》、《前后藏图》、《三藏卡伦图》、《前藏地图》、《西藏番族图》、《雅鲁藏布江图》、《西藏帕克里附近道里图》、《西宁至达赖喇嘛地方图》、《藏南及所属哲孟雄布鲁克巴部落地方形势图说》、《西藏至塔儿寺图》各1幅，这些地图与《班禅额尔德尼入觐西藏至塔尔寺路程图》2幅，均不注绘者姓氏，有的甚至不注比例尺。有绘者可查的，有嵇志文《全藏全图》l册、湖北官书局《西藏全图》l幅、萧绍荣《卫藏全图》l幅、程继昌《西藏全境道里图》11幅、安成《自打箭炉至前后藏途程图》l长卷，以及法国窦脱勒依《西藏全图》l幅附《西藏印度通道图》的译本等。不论其精确程度如何，都显示着人们对西藏的地理认识在逐渐开阔。
二、西藏交通路线的探索与记载
西藏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寒冷的自然特点，决定了进藏路线和藏区交通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从内地进藏从事行政管理或执行军事任务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因此，探索和记载西藏的交通站程，几乎是所有关于西藏地理的文献中必备的内容。例如，焦应旂《藏程纪略》，记康熙五十三年至六十年（1714一1721）自西宁入藏的路线及沿途所见地理风物。光绪年间，江苏清河县人王锡祺（1885－1913）辑刻《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汇集了清代中外600余位作者的1436种地理文献。该丛书正编第三帙、再补编第三帙与西藏有关的约35篇（包括编辑者自同一书中析出的不同篇章），其中近20篇记载了进藏或藏区之内的交通线，代表了这方面的基本状况，兹择要举例说明。在不同文献中，同一藏语地名的汉字泽法、同一地名古今所指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为简洁起见，这里遵从原文的写法，只括注个别今地名。
杜昌丁《藏行纪程》，是他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从昆明出发，沿怒江两岸护送其戴罪立功的上司进藏的记录。入藏后在分左贡、八宿、洛隆3县境内，经必兔（碧土）——札乙滚——崩达——瓦河（瓦合）－－落龙宗，次年七月十一日始由此独自折回。这是清代较早记录从云南入藏途径的文献。王我师雍正四年（1726）参与藏炉分界事务，所撰《藏炉总记》记载了从四川、青海、云南入藏的三条路线：“自康熙五十八年安设塘站，以炉始，总计里塘、巴塘、乍丫、昌都、洛隆宗、说板多、拉里，前抵西藏，此官兵仓储地共计八十七站。从炉右出，自霍尔之甘孜、叠尔格（德格）至纳夺，抵昌都，尽属草地；再由恩达至类五齐，亦大道也：过江达桥，由铜项至墨竹工卡合路进藏。至如西宁进藏之路，由青海至琐里麻、白燕哈利，左折儿郎嗟、玉树过河，由毕利当阿以至宁城南成，可至察水多。若由白燕哈利过拉布其图河、木鲁乌苏河，尽属黑帐房草地，至党术热贡、八个塔、羊八景是抵藏。再考松潘，自黄胜关出口，由郭罗克、阿树、杂竹卡至竹浪过河，亦会琐里麻，与西宁路同。云南进藏者，由塔城过溜通江，由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于后藏之辽阔，由札什伦布通阿里、白布、布鲁克巴，即与生番喇丹接准噶界。再过初布寺、刚吉拉，愈荒渺矣”。
王我师的上述记载，奠定了关于进藏道路的文献基础。后来的进藏者所述，大致只是局部更加详细些。比如，王世睿叙述雍正十年（ 1732）由打箭炉（康定）至拉萨见闻的《进藏纪程》，林俊记载乾隆五十八年（ 1793）自德庆返回打箭炉行程的《由藏归程记》，徐瀛关于道光四年（1824）自成都至拉里、次年自拉里至拉萨经历的《西征日记》与《晋藏小录》，姚莹记录道光二十五年（ 1845）自成都往乍丫、蔡木多处理两呼图克图相争之事的《康輶纪行》，都属于这一类。松筠由于职责所在，多次巡行于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两岸地区，其《西招图略》、《卫藏通志》等文献，所记西藏交通线更为丰富。至于没有进藏经历的学者，他们关于西藏交通的叙述与考证，显然要依赖他人的资料。例如，乾隆年间盛绳祖辑录《入藏程站》，记自成都入藏的站名、里程；姚鼐《前后藏考》，简记入藏的南北两条通道。道光时期，魏源《抚绥西藏记》提到了三条入藏之路，并在其《西藏后记》中予以详述。到光绪十二年（1886）黄沛翘编撰《西藏图考》时，广泛吸收前人的游记、方志资料，在卷二的《续审隘篇》叙写西藏险要、《内地程站附考》记载沿成都——打箭炉一一江卡一线进藏的程站，卷三《西藏程站考》记江卡——察木多——拉里——拉萨——札什伦布－－胁噶尔一一聂拉木一线7226里、69站的详细情况，卷四《诸路程站附考》，记打箭炉——察木多，察木多——类伍齐——墨竹工卡，挞鲁——札什伦布，札什伦布一一聂拉木，札什伦布——咱党——拉萨，松潘黄胜关－一古尔分索罗木，羊八井－一噶尔藏骨岔，以及拉萨分别至西宁、腾格那尔口、玉树、纳克产、奔卡立马尔、生根物角、布鲁克巴的交通线，共计14条。《西藏图考》对西藏境内及其与周围地区的通道、程站言之惟恐不周，是《卫藏通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献。
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考察与描述
清代关于西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记载，比较集中地包含在地方志、游记等类型的文献中。依据前朝资料和本朝见闻编纂的西藏地方志，除《大清一统志》卷547《西藏》外，据吴丰培先生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著录，从雍正年间李凤采纂《藏纪概》，到宣统三年（191l）许光世、蔡晋成纂《西藏新志》计17种。以“志”或“识”名篇的，有乾隆《西藏志》、《卫藏图识》，嘉庆《卫藏通志》，道光《拉萨厅志》，宣统《西藏新志》、《巴塘盐井乡土志》6种，其余数种有“记”、“纪述”、“见闻录”、“纪闻”、“图说”、“图考”、“遗闻”等名目。虽然这并不影响它们的地方志内容，但也表明其数量较少、体例略嫌混杂的状况。体例比较完备的地方志，以《卫藏通志》为例，16卷名目依次为考证、疆域、山川、程站、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从地理学的角度衡量，卷二《疆域》记其周边界线；卷三《山川》记山岭的位置、地势与河流的支干分合；卷四《程站》记成都——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拉里——拉萨——札什伦布——聂拉木等多条交通线；卷六《寺庙》说明宗教建筑的位置、形制与相关事件；卷十四《抚恤》留下了一些牧业与灾害记录；卷十五《部落》记载历史上的民族和人口分布。上述六卷都具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意义。地方志包罗广泛、条理分明，但由于体例的限制，对地理现象的描述远不如游记一类文献生动形象。 用优美的文笔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作出形象的描述，是我国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徐霞客等人所开创的悠久传统。综观具有地理内容的西藏游记，作者大多继承了这一风格。不论是西藏的高山、河流、气候、道路、物产，还是那里的居民、建筑、风俗、宗教、语言，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著述，成为区域地理描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西藏游记的地理内容比较丰富，以下诸例，示其一斑。 进藏者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必须与高山和严寒气候抗衡。杜昌丁在康熙六十年（1721）闰六月廿八日观察，崩达以西六十里，“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坝，山凹间有黑帐房，以牛羊为生，数万成群，驱放旷野”。而王世睿在雍正十年（1732）的经历更为艰苦：乍丫西行三十里“至雨撤，过雪山。山之高不过里许，东则山腰委折，自顶以西，雪路编窄，宽仅尺许，深不计尺。由山半直行而西，则下临无地。由西转南，层层折下，雪路多坎，陷马蹶不能行。即徒步，时防踬跌焉”。类似的描述，成为大多数游记中普遍的内容。
清代游记中，描述了特点突出的若干自然地理现象。杜昌丁在必兔（碧土）观察到，“怒江之水，昼夜温湿，不闻言语。缘江万丈，俯视江流如钱，间有奇胜，中心惴惴，无暇领略也”。河流强烈切割造成的河谷地貌的巨大落差，给进藏者以深刻的印象。 地形的巨大起伏，往往造成山地在不同高度带上气候与景观的垂直差异，同一山岭两侧的地理风物也会截然不同。乾隆五十八年（ 1793）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林俊在今工布江达县西部，就深刻体会了这种变化。二十八日在鹿马岭（今作“罗马岭”）西侧，“晓抵维达，童山濯濯，风景荒凉，仅有败屋数椽，塘兵及番妇数人而已，此外别无寨落。”寓目景象极其萧索。二十九日“上鹿马岭。末及数里，四望重阴，雪山重叠，寒风刺骨，手足俱僵，五月按不啻三冬。下至半山，气候少暖，草木丛生。渐行，渐入佳境。凝芳积翠，山色顿觉改观，为西藏以来所未有。”一日之内，从山顶到山脚，寒暖不齐，所见迥异。过了鹿马岭之后，三十日“至顺达，沿途山色颇佳，茂林深密，百鸟争鸣，如一路笙篁，呖呖可听。晚登碉搂远眺，见夕阳芳草，牧马成群，嫩绿丰肥，足资刍秣”。与二十八日在鹿马岭西侧的维达所见所闻相比，严然两个世界。清人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地理景观的垂直差异与区域差异，在著作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
在天气晴好、旅途顺利的时候，西藏独具特色的生物现象，也会引起某些进藏者的兴趣，在他们的游记中予以描述。道光四年（1824）十月徐瀛注意到，“昂地山高雪深，产雪莲花颇多。案：花生积雪中，独茎无叶，其瓣作淡红色。”姚莹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八月十八日看到：“察木多杨树告已脱叶，而干下自抽青枝且放新叶。盖高处风寒，下得地气故也。蕃地每七八月间多雨，山上雪已封岭，人且重裘矣。”九月二十六日又述说：“察木多河鱼不甚大而味殊佳，刺麻及著汉民皆食糌粑、牛羊肉而已，不解鲜食，故少卖鱼者”。除了生物现象外，后者实际上还记录了一种宗教特点影响下的饮食习惯。
城镇、村落的地理全貌，在进藏者的游记中不乏精彩描述。王世睿《进藏纪程》，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如，“察木多又名昌都，为三藏之头藏。国王号呼图兔，衣服类喇嘛而须发犹是番人。所居背倚南山，碉房深邃，洞宇纡回，下临土埠，番民环集于其上。三面河坝，中隆起而顶平，幅员约计数里。石楼萧寺，高可凌云，彩能耀日。夜静钟鸣，鸡唱犬吠，喧阗似一都会也。于坡下建营垒、列市肆，为西蜀、南滇大兵驻防之所。东望则江流如带，湍急而环抱；南望则山岫如屏，幽峻而列峙。加以群峰罗列，若远若近，殆居然西域形胜，非荒残寥落者所可埒也。”地理位置、地形特点、建筑格局、居民分布、宗教色彩跃然纸上，仿佛一幅城镇鸟瞰图。对较小的聚落虽着墨不多，所勾勒的地理风貌也颇为形象。例如，“墨竹工卡疆域褊小而陵谷开敞，两山列峙，屈曲随人。蛮寨蛮寺，若绘若画，其淡远浮动之势浑如仙岛，且人勤耕稼，稻畦绣错，一如内地。溪流清浅，中之鼓而浮潜上下者，殊有游泳自得之乐。”作者以愉悦的心情作了细致的观察，展现了西藏壮丽河山的优美画卷。 在履行职责办理公务的同时，进藏官员记录了一些社会情况，对于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大有益处。例如，徐瀛《西征日记》：“丁亥夏，余调任西藏粮台兼摄夷务章京，征收贡马银两，三十九族土官络绎来谒，因就其现官之名记于此。”据他记录，道光七年（1827），“三十九族番民共四千八百八十九户，每年按户额征银八分，共应征贡马银三百九十一两一钱二分。”保存了夥尔族等三十九族的户数，是宝贵的历史人口资料。
四、西藏地理考察与记载的相关背景和评价
清代西藏地理考察与记载的进展，是关心这一问题的各类人物在不同时期国家局势、职责要求、个人努力三方面共同促成下取得的。
在国家强盛的康乾时期，为了实施旨在维护统一的行政管理和军事行动，最高统治者积极倡导地图测绘和地理（尤其是交通线、地名）的调查。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已（1720年12月17日）谕大学士、学士、九卿等：“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洋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考明具奏”。由于康熙帝的推动，才有了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胜住在西藏的地图测绘以及珠穆朗玛峰的发现与命名。更为重要的是，康熙帝开创了清代重视西藏测绘与地理考察的风气，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与西藏事务有关的官员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进藏官员如松筠等人予以响应，表现了长远的见识。
清代官员奉命入藏，利用履行职责的方便条件观察地理风物，是他们得以留下生动记录的基础。比如，王我师在雍正四年参与藏炉分界；王世睿雍正十年奉檄进藏；萧腾麟乾隆二年至七年统川兵驻镇察木多，十一年始撰成颇有价值的地方志——《西藏见闻录》二卷；林俊乾隆五十八年在征讨廓尔喀叛乱的军队中督办粮饷。松筠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充驻藏大臣，抚番多惠政。……久留边地，在藏凡五年”。所撰《西招图略》、《卫藏通志》等，显然是他在这期间勤于笔耕的成果。徐瀛在道光四年赴拉里就任，姚莹在道光二十五年进至察木多。杜昌丁作为原云贵总督的幕僚进藏，起因与上述诸位略有不同。官方提供的物质保证，使他们得以进行地理考察。尽管这种考察不是他们进藏的主要目的，但著作中的许多内容，客观上却成了先驱者在西藏进行地理考察的记录。其中有些人虽遭仕途波折而不辍，例如，屡次被劾降调的姚莹，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又因处理两呼图克图相争之事不力而被摘去蓬州知州顶戴，仅作为宁远知府的随员入乍丫重新查办此事。十二月二十六日返成都后，“上《乍雅地形势》及《左贡入藏二道图》，以备异日之用”。其后又撰成《康輶纪行》一书，详细记载西藏自然和人文状况，表现了百折不挠的精神。
清代有关西藏地理考察和记载的文献，充溢着对边疆局势、领土完整和民族权益的极大关注。清代后期，国力的衰微引起外国侵略者对西藏的觊觎。1875年中英《烟台条约》之《另议专条》称：“现因英国酌议，约在明年派员，由中国京师启行前往，遍历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入藏，以抵印度，为探访路程之意，所有应发护照，并知会各处地方大吏暨驻藏大臣公文，届时当由总理衙门察酌情形，妥为办给。倘若所派之员不由此路行走，另由印度与西藏交界地方派员前往，俟中国接准英国大臣知会后，即行文驻藏大臣，查度情形，派员要为照料，并由总理衙门发给护照，以免阻碍”。在这前后，俄、英、美等国家均派出大规模的考察队到西藏。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三帙，收录有英国戴乐尔《亚东论略》一文，评述光绪十九年中英通商后西藏亚东的地理、建筑、人员情况，即可见其一斑。外患的日趋严重，激发了部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推动了新一轮地理考察和文献整理的热潮。1877年初，英人吉为哩和贝德禄分别由重庆和成都前往西藏、云南游历，四川总督丁宝桢识破其欲开通西路的目的，遂派精于舆地学的黄杼林赴印度各方游历，借以周知边疆形势。黄杼林著《游历刍言》等书，在考察了西藏与印度交界地区的地理和英国在此修筑铁路等情形后指出：“从前济陇、聂拉木、绒辖、喀达四隘口，皆所以防廓夷。其他邻部未尝滋事，故疏于设备。今时异事殊，彼为轻而此为重。防履霜之渐，思未雨之谋，似宜于江孜、定日、帕克里等处整顿边防，其可忽乎？”在地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真知灼见。与此相呼应，为应付英国的侵略，《西藏置行省论》一文的作者认为：“自雍乾以来，中国辖以驻藏大臣，不改其俗。英人据有印度，垂涎于藏，构衅割阿里以西边境，今铁路已达布鲁克巴之大吉岭。土酋降附于英，英设领事及领兵副帅。自岭东北三程至塔西苏登，又三程至藏地帕克里。议者以英人日逼，藏地辽廓，非设州县、改行省不能递相维系，诚谋国之远猷”。在清人研究西藏的文献中，这是带有普遍性的动机。黄沛翘在谈到编撰《西藏图考》的初衷时说：“昔之卫藏只滇蜀之藩篱，今则西南攘印缅，西北御俄罗斯，正北又为新疆之后障。坤维大局，斯其咽喉。未雨之谋，履霜之戒，其可忽耶”。这些都说明，爱国主义、经世致用，是他们研究西藏地理问题、整理相关文献的基本出发点。
西藏的自然条件限制了地理考察的规模；清代到西藏作地理考察的人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大多是具有良好文史修养、关心国事的行政官员，地理只是他们著作中的一部分内容：我国传统的地理学，历来以描述、考证见长，清代有关西藏的地理著作还在延续着这个传统。上述三点，是我们给清代的西藏地理考察与记载以客观评价的基点。从单纯的学术角度衡量，当时的地理著作在形式上与游记、考证、方志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其内容仍然属于地理描述的范畴，但它们丰富了国人对祖国西南边陲的认识，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的有力弼助，在中国地理学尤其是边疆地理学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