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总体方向是现代化、民主化、制度化，各政党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政党制度的制度约束之下；现代政党制度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与多元世界的国情差异两者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是价值的普适性和形式的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成熟的政党制度需要将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体现于一定的民族形式之中。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成熟的政党制度。当代中国发展成就增强了对我国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吸引力，增强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吸引力。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优越性，但我们应该意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探讨我国政党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洞察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准确定位，透析影响我国政党政治的客观因素，应对当前我国政党政治所面临的来自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挑战。
一是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长期面临着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渗透的压力，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企图在我国推行西方式的“多党制”，这使我国政党政治面临巨大挑战。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合作性的政党政治仅仅是一个过渡的、非常态的时期；绩效的合法性是不稳定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维持经济的高效增长，因此绩效合法性必然向民主合法性转变。而且市场经济是多元的经济，经济利益的多元必然向政治利益的多元转变，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才是惟一反映政治利益多元的机制。因此，在世界政党政治区域化、国际化的影响下，如何从理论上说明我国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优越性，并依靠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来推进和巩固我国的政党制度，是我国政治发展的新课题。应对来自政治多极化的挑战，还需要执政党扩大党际交往的范围，增强自身在国际政坛上的影响力，通过与国外政党进行交流，了解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变迁，总结国外政党政治的成败经验，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借鉴。
二是应对来自经济体制转型的挑战。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使本国政治因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型既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目标，也给政治发展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党政官员腐败现象滋生；“钱权政治”使选举失效；“数字政绩”引发群众对当权者产生信任危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陷入困境等等，这些都会动摇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使执政党失去威信。应对来自经济体制转型的挑战，要求提高国家能力。在汲取财政能力方面，需要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在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方面，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适度调节公有制经济成份和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所占的比例，刺激市场，规范竞争。
三是应对来自社会结构变迁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强化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渴求日渐加深；有着共同利益的人们结成社会团体；民间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他们都在以某种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并希望引起政府的关注，这些都在对我国的政党活动提出挑战。应对来自社会结构变迁的挑战，要求执政党探索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扩大现有政党制度对社会各阶层力量的融合，更好地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并通过一种合法有序的制度安排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不仅成为政治上的主人，也要成为经济和社会的主人。
四是应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挑战。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民主化是一个发展趋势。这就要求中国的政党体制既要强化党内的权力约束机制，又要加强社会权力以及参政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和制约。具体而言，就是发展党内民主与主动强化社会权力、以及参政党的监督职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同国家领域的民主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如政治特征上的差异、权利与义务规定顺序上的差异、两种民主基础上形成的权力结构差异等等。因此，党内民主有其价值上的独特内涵和功能上的限度。就党外的监督而言，应努力培育公民社会，营造公民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逐步扩展基层民主政治的深度和范围。当然，在社会权力的监督体系中，参政党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国，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最主要、最基本的政党职能之一。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其中最核心的是“互相监督”这四个字，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特别强调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共。但是，历史的教训及其导致的现实状况却是，民主党派对中共的民主监督成为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这使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与优势的发挥受到极大的限制。从中国政治良性发展的角度衡量，参政党应以“参政”为基础，“监督”为根本。
五是应对港澳台政党政治的挑战。在一般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的政党制度是针对祖国大陆范围内的中国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而言的。但是，中国的政党制度面临着如何与一国两制进行衔接的问题。这种衔接不仅有概念上的包容，更要有制度上的设计。我国宪法已经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地位，这是不可动摇的，否则就不可能有“两制”，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为主体这一“制”。因此，在民主政治的具体运作过程中采取何种选举形式、是否吸收一些特别行政区的其他爱国政党参与到政治协商会议，都是值得探讨的以合理的民主政治形式和运作机制来推动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周淑真 柴宝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