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大陆：教育界的一些潜规则

　　台湾《旺报》刊登了台北陈虹妤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表达了存在于大陆和台湾的送礼文化的批判。

　　文章摘编如下：

　　大陆朋友最近得意地告诉我，他家的小宝贝在学校成绩突飞猛进， 不过厉害的不是他家小宝贝，而是他，因为他准备了一个2000元的 红包给老师，孩子的座位因此调到了第一排，上课时接受老师最实时的指导和纠正，因此学业成绩出现显著的进步。

　　同个时间，同事小刘则无奈地告诉我，中秋节前一天老师要到家里做家庭访问，我惊讶表示今年中秋连着大陆十一假期，况且平常老师星期六都不用上班，又适逢假期，怎么挑这个时间来做家庭访问？他告诉我，在这个时间点的访问，背后更大的意义在“释放讯息给家长 ”，而他准备了两盒月饼，希望把高个子女儿座位调到第三排。

　　我还记得求学阶段，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学期初大家在教室外面排排站，由矮至高排队，接著依序进入教室从第一排坐起，当时的我们个个卯足了劲抬头挺胸，除了期待自己长高之外，也不喜欢位置太前面，因为总感觉坐在前面会受到老师太多的关注，还要吃进好多粉笔灰，只是没想到我们拼了命地想往后面坐，羡慕那些高个子同学的时候，原来有许多爸爸妈妈这么用心计地要把我们往前送，我好奇这些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父母在背后著墨这么多吗？

　　我一直以为所谓的送礼文化、红包文化大多存在于政治界和商场，没有想到这样的潜规则已经向下扎根至教育界。就像在我求学阶段，台湾的教育界也存在一些游戏规则，举例来说，放学后老师私下举办收费的课后辅导，往往会泄露隔天小考的考题或进行重点提示给有参加的学生，当家长看到孩子成绩提升，以为这钱花的值得，却少有人去追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