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的儒学复兴 

　　英国《卫报》2009年4月9日文章：中国的儒学复兴 记者：提摩太·加顿·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 ）

　　小时候，中国对我来说就是穿着刺绣长袍念着：“子曰……”的华人形象。后来，是毛时代收租院式雕塑的黑白照片。现在，则是接受过美式教育的中国学者，穿着深色西装，用流利的英文告诉我，“孔子说的是……”

　　现在在中国，儒学又回来了。中国学者于丹写的《论语心得》卖出了一千万本。她的书被称为中国版的心灵鸡汤。中国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校园里曾有一座毛主席的塑像，现在也有了孔子的。由国有电影公司投资的一部关于孔子的电影也将开拍，而周润发将在其中扮演主角。此外还有儒家私塾。

　　这种复兴既是私人的，也是官方和社会性的。孔子说过，“和为贵”。2005年二月，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几年后，温家宝总理说，“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其中他提到，“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

　　在北京最大的孔庙的一个展览上，精确的电灯光束在墙上打出了全球各地孔子学院的分布。尽管这些孔子学院目前的主要功能还是教授汉语，但这个展出无疑表明，全世界都可以更好地了解孔子思想，并从中获益。

　　要解读这场儒学复兴，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也有更有意义的方式。简单的办法就是寻找儒家学说中的关键思想，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甚至是外交政策。但这种方法难免有些文化决定论的色彩，如同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说，“中国人是儒家信徒，所以他们就会这样行事……”

　　事实上，儒家有很多颇具差异的流派。政治理论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将他们分为自由儒家，官方或保守儒家，左翼儒家和去政治化的通俗儒家（于丹的心灵鸡汤）。更重要的是，儒家只是中国当代若干思想特色之一。当下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很多特点完全与儒家理论无关，有些甚至完全相反。除了儒家理论，你还可以找出列宁主义、资本主义、道家、西方消费者社会、社会主义、中国法律传统甚至更多思想因素。

　　这正是决定了中国模式的思想组合，但却仍未完全定型。因为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当中国更加发达之后，我们才能准确了解什么是中国模式。同时，如果我们一定要给今日中国加上一个标签的话，比儒家更准确的应该是调和主义。

　　东西方互相之间的融合交流已经经过了几个世纪，尤其是在最近两百年中。文化纯粹性根本是矛盾的说法。是的，在中国，儒家比天主教更重要，在加州则相反；但是西方思想在东方和东方思想在西方的影响都超过大多数人的想象。此外，甚至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和欧洲还完全未曾接触的时候，孔子就阐述了和柏拉图以及索福克勒斯同样的问题，因为那是具有普世性的问题。

　　所以，西方人了解儒家思想更有意义的途径应是完全不同的。这可以从一个简单的陈述开始：中国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教益。无数儒家学者在两千多年里不只是在不同时代重复阐释孔子的思想，他们还加上了自己的认知。我们应该像阅读柏拉图、耶稣、佛陀或达尔文以及他们的阐释者一样，去阅读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学者。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对话，而是文明内部的对话。这才是让我们优于动物的人类文明。

　　就这种对话而言，我们大多数人要依赖于翻译者。我现在北京，就在重读西蒙·莱斯（Simon Leys）翻译的《论语》，其中有很多来自西方作者的交叉引用。有了莱斯的帮助，我发现相比欧洲人必须了解的另一个文化传统《古兰经》来说，《论语》更容易接近，也更令人愉悦，更有益。当然，有些段落还是很晦涩，还有一些部分，比如强调人治甚于法治，就和当代自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孔子的大多数言论还是明显具有新鲜而长久的人文主义色彩。

　　我尤其推崇他对于互惠原则的谨慎表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应该怎样服务于政治领袖？“勿欺也而犯之”。最好的是这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如果你觉得这些只是我们所熟悉的思想的另一种表述，《论语》中也有非常独特的重点所在，比如扩大到祖先和后辈的家庭责任。在我们掠夺祖辈留下的这个星球的时候，这一点并非空谈。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教育大臣建议英国学童学习孔子，结果得到了一些温和的批评。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们不只会更加了解中国人，甚至会更加了解我们自己。

　　（编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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