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在30年中经历这么大规模、这么多层次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院长柯雷教授如是说。
1986年,柯雷作为一名留学生,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此后,他多次赴华参观或讲学,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沧桑巨变。柯雷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对中国“不可思议”的变化感慨不已。
20多年前初到北京的柯雷,对许多事情都是第一次经历。例如,在荷兰习惯了独享私人空间的柯雷,不得不与其他人同居一室。宿舍各种设施比西方逊色不少,电话也是一栋楼的学生共用一部。柯雷微笑着回忆说:“其实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比中国学生的好多了。我去过中国朋友家,他们的住房条件更差,厨房简直转不开身。要说物质条件,中国现在比当时强得太多了。”
柯雷认为,比硬件条件改善更大的是软环境的改变。柯雷说,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不太鼓励外国留学生和中国学生交流或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宿舍,更不允许留学生到校外找宿舍。“现在完全不同了,中外学生交流非常自由,留学生在校外找宿舍的也很多,”柯雷说。
柯雷现在每年都要去中国,也经常到中国朋友家做客,有时为了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还会彻夜长谈。他说:“作为外国人,现在到中国感觉很轻松。这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柯雷认为,现在中国的学术氛围比以前更开放、更健康。他说:“在学术观点上差不多什么都能说。在因特网上也能感到很自由的辩论氛围。”他回忆起1986年在北大中文系旁听课程时,他在课上举手向老师提出不同意见,还站起来与老师争论,结果被视为严重的“课堂事件”。时隔20多年,中国的情况已有很大改观。这几年我在中国大学讲学时,课堂上经常有激烈辩论的场面。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柯雷对30年来中国人心理层面的变化很感兴趣。他认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在道德伦理方面发生了深刻改变,这些变化很难用好或不好来形容,代沟问题就是典型例子。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远不如八九十年代的两代人之间那么深。现在中国的年轻留学生,价值观和父母之间有很大差别,在尽孝的方式上也和以前大不一样。这也反映出社会的多元化。”
柯雷对30年来变化感受颇深的还有海外“中国热”的兴起。柯雷说,他刚到中国时,北大对外汉语教育中心还只有400多名留学生;现在该中心已经扩建成一个学院,留学生已超过3000人。
柯雷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对外交流的扩大,在荷兰公众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也在悄然改变。过去在荷兰,人们一提起中国就感到遥远和神秘,不少学生是因为向往“异国情调”而考入汉学院的。如今,中国已不再那么神秘,甚至在莱顿的超市买菜时也能听见有人说汉语,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已是一个世界话题。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但柯雷感到,荷兰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比较少。柯雷说:“现在不少荷兰公司找我们咨询中国的情况,荷兰媒体也经常向我们了解中国的情况。在加强荷中相互了解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希望更多的荷兰人关注中国,希望我的学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