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足球、篮球等联赛职业化后，不管是制度上还是运动员的心理准备，再到赛事运行机制上来说，中国体育都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中国职业足球出现危机后一落到底，振兴乏力——它破坏了公平竞争原则的底线，而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使之东山再起极为艰难。
“双轨制”的瓜不甜
中国足球深层次的问题在“双轨制”。中国体育军团可以在奥运会上拿许多金牌，但是仍旧没有找到适应市场化和职业化需求的路径。这也是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他们的悲剧——他们本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但做的却是市场化体制的事，这样就使他们产生了巨大的错位。
对谢亚龙的身份而言，他到底是一个公司的CEO呢，还是国家公职人员？他应该服从谁的利益？当年谢亚龙上台，为了保奥运出线权就牺牲职业联赛的利益，就可以不管职业体育赚钱的需求。这就是身份的错位。
与中国职业体育的发展路径相反，国外的职业体育是由下而上形成的，政府并不插手具体事务。比如英国最早的职业足球，阿森纳、切尔西、曼联等俱乐部都属于某个企业、某个社区，代表某个城市，由企业或是拥护者捐款来办俱乐部。同时，它也是在市场机制下运行，不断进行市场化的竞争和淘汰后，演变成职业运动。
因此我们看到的欧美国家的体育职业，市场化、法制化程度都比较高，大众文化的准备也比较充足，这就给职业运动创建了一个良好生态环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即使意甲爆发“电话门”丑闻危机，尤文图斯被降级，但是意甲联赛本身没有受到很大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