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自杀事件背后
高知群体特别是高校教师心理危机导致的伤害事件频发，凸显该群体的心理健康危机
近一年来，我国各地高校频频发生教师自杀事件。2012年2月，浙江大学副教授韦亚平在浙江省舟山市住建委挂职期间跳楼自杀。2012年3月，39岁的中国人民大学化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廷炳在校园内坠楼身亡；2013年2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江西师范大学哲学教授郑晓江在自己的住宅小区内坠楼自杀身亡；2013年4月1日，中山大学法学院37岁的副教授谷德近在家里跳楼自杀。
高知群体特别是高校教师心理危机导致的伤害事件频发，凸显该群体的心理健康危机。专家认为，高校对教师的管理重教学和科研考核，轻思想情感关怀；高校教师教学科研过程中“单打独斗”的工作特性导致他们人际疏离，加上其自我优越感和社会地位导致的“高处不胜寒”，心理健康问题长期被忽视。
本刊记者在中山大学调查了解到，外界看来，谷德近的事业发展一帆风顺，可是他的内心却压力重重。谷德近2006年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到中大任职，2011年晋升副教授。按规定，这意味着获得了中山大学的终身教职。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教师们都表示中山大学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比较宽松。该校法学院副院长丁利说，对副教授每年考核的基本要求为完成250个工作量和发表一篇非核心期刊学术论文。这是“国内同级别学校要求最低的”。稍微用心工作，都能轻松完成。
但与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一样，谷德近一直在自我加压，实际完成工作量都超过考核指标两倍。谷德近来自山东农村，是全家人的希望和骄傲。他的亲属对本刊记者说：“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他的目标是发表三本专著，已经完成了一本。”
据中山大学法学院介绍，谷德近自杀当天上午向本院相同研究方向的一位教授提到“感觉自己压力大，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容易得罪人”，“精力无法集中，讲课难以继续”，有辞职的打算。
伴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从“大锅饭”的保障型社会向竞争型社会转型。作为文化水平很高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高校教师，“不待扬鞭自奋蹄”，成为对竞争压力感知最深的群体之一。
中山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说，副教授除了一周上三到四次课，其余时间都不去学校。“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面对书本、电脑，就像与世隔绝了，很多同事一年都见不到几次。就算是同一个教研室的，也是到研究生开题、答辩的时候才会见到。”
过去，高校教师都住在校园教工宿舍，还会经常碰面。现在，连这样的“地利”也没有了。“谷老师在番禺(广州郊区)买了房，他的课都在番禺大学城，基本不到学校本部来。他总是独处，有点什么事都找不到人说。”谷德近的一位同事说，学院每年会组织一次短途旅游之类的活动，但参加的大多是行政后勤人员，教师很少参加。
多位教师表示，高校对教师的学术要求多于人文关怀，高校教师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学、科研、生存、人际关系的压力。一位教师向本刊记者反映，高校教师有两座“大山”，一是房子，二是职称。在中山大学，副教授满5年可以申请评教授，有课时、课题经费、文章和三本专著的要求，这对大多数老师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文科课题经费，申请到的几率非常低。学院除了考核和每年年末要求老师填一个科研表格外，对老师没有更多的关照。
谷德近的同事告诉本刊记者，这两年来，谷德近可能和院领导说过的话都不超过十句，学院对谷德近的家庭情况、思想动态都不甚了解。整个社会大环境人际关系都比较疏离，知识分子讲究个人隐私，学校不会像过去那样了解教师的个人生活，思想状况就更无从谈起了。学校有心理咨询机构，但都是针对学生的。
高校教师个性强，精于专业但不谙人情世故。在职称评定、奖金分配、项目评审、学术声誉等方面，碰到的利益冲突和困扰，实际上并不比一个普通市民少。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告诉本刊记者，社会地位越高、成就越大，越不会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要么不承认，要么讳疾忌医，自己藏着、掖着、扛着。直到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采取极端措施后，大家才知道情况。
贾福军认为，教师自杀对周边人群、对社会的心理冲击和伤害非常强烈，以高校青年教师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亟待关注。应该“以最低的成本付出和更科学高效的方式来预防自杀，并设法使自杀率降低，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专家建议，首先，高校应开展员工心理援助计划。为高校教师搭建心理干预平台，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设置心理热线，提供专业干预，以有效降低自杀事件的发生。
其次，高校要开展针对教师的团体心理辅导。应该建立渠道帮助高校教师缓解压力、学习健康的人际交往模式和沟通模式。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给予必要的，甚至是强制性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帮助。
第三，可定期组织教师沙龙和活动，通过这种轻松交流的方式发现教师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并倡导高校多一些对教师群体的人文关怀。(记者 郑天虹扶庆叶前)
[ 责任编辑：杨云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