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英案宣判在即，其辩护律师姚飞一改以往在宣判前三缄其口的姿态，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进城务工，想要改善生活，是很正常的追求。”姚飞认为，张贵英“本质不坏，还有救”。
从业多年来，他见过太多像张贵英一样“本质不坏”的失足青年，在他看来，过多关注惨烈的、甚至耸人听闻的案情本身已经意义不大，“可以把关注的节点往前移一移，如果有专业社工或社会组织提前介入，他们可能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张贵英是去年8月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案嫌疑人周张贵英案克华的90后女友，认识周克华以前，她在四川省宜宾市城区南岸金发街“坐台”卖淫。今年1月，她被公诉机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窝藏罪起诉，而其辩护律师姚飞坚持免费为她做无罪辩护。
“一周一万元”不应成为关注焦点
一些此前没能得到公众足够关注的案件细节浮出水面。
在从事卖淫活动之前，和所有辍学后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一样，张贵英也曾尝试到广州、深圳、东莞等地的电子工厂流水线上从事“正经工作”；失业返乡后，她的经历和大多数返乡务工人员一样，没有“路子”只能在家待业，后被远房亲戚骗去宜宾卖淫。
“试想，如果广东的电子工厂有驻厂社工，如果她失业返乡后乡镇或街道有专职社工，如果乡镇能安排失业农民工参加劳动技能培训，如果……”姚飞把20岁的张贵英称作“孩子”，“她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想学习技能，想改善生活。都是很淳朴的愿望。”
记者注意到，张贵英案庭审前后，得到公众关注最多的细节是周克华包养女友“一周一万元”。张贵英的家人也曾一度纠结于此，希望律师为孩子讨一个“公正”的说法。
姚飞对此未作过多赘述，“网上已有的案件详情基本属实。”他认为，案情本身之外，政府机构对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干预机制和个案危机处理机制更应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向记者介绍了自己参与的另一起著名案件——曾世杰案，此案曾被称为“川版马加爵案”。2010年3月30日，曾经的高考状元、四川大学学生曾世杰“因丑杀人”，将同校女生杀死，并刺伤两名男生。
“他出生于凉山州的农村，也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最令姚飞扼腕，同样也并未得到公众足够关注的是，曾世杰在川大就读期间，曾将自己的心理问题向班级辅导员反映过，却未得到重视，“由轻微的心理问题，发展到后来心理扭曲，变成心理疾病。他向老师说过自己有心理疾病，寻求过帮助，责任在谁？”
姚飞随即又道出了一连串的假设：“如果有专业社工进驻到校园里，如果曾世杰的辅导员有那么一丁点的心理学基础知识，如果……”
曾世杰案案发两年后，记者查询四川大学官网发现，学校校内机构中并未设有与学生心理咨询服务相关的处室或机构。“学生工作”栏下简单介绍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工作职能——积极发挥“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五级网络”的功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因心理原因导致的不良和恶性事件的发生。
同为卖淫女，结局大不同
同样从农村进城务工，同样初中没有毕业，同样以卖淫为生，却因为从业地域的不同，使得两个女孩走上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最终拥有了完全不同的未来。
这两个女孩，一个是在四川宜宾“坐台”，后来遇见抢劫犯周克华的张贵英；另一个是在江苏苏州卖淫，后来遇见“苏州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志愿者、心理咨询师费月红的小美(化名)。
从媒体上获知张贵英的事情，费月红忍不住拿她和小美做比较，“女孩子，尤其是从农村出来的、没有劳动技能的漂亮女孩，进城后很容易产生不公平感、虚荣心，从这一点上讲，小美和张贵英其实是一样的。”
小美的遭遇甚至比张贵英更糟一些。她初中没毕业就被亲戚骗到苏州卖淫，卖淫的目的是供家里唯一的男孩读书，“家里的几个女儿全都被迫辍学，外出打工就为供这一个弟弟。”
卖淫期间她结识了一个自称真心爱她的男人，为了能和这个男人一起过上安逸的日子，小美拼命“接活儿”，努力攒钱。直到有一天，这个男人卷走她所有存款后消失，小美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费月红见到小美时，她刚刚自杀未遂，被人救起。她把小美带到自己的心理咨询工作室，告诉大家，这个女孩是自己的“学生”，到工作室来“帮忙”。实际上，两人心里都清楚，小美是来接受心理辅导治疗的。
费月红带着小美一起到苏州大学给大学生做心理咨询服务，安排一些简单的杂活儿给她干，时不时表扬她几句。透过该项目，这个失足少女第一次与大学生接触。
这是一个小美过去从未接触过的群体。她看到，有的女孩家境贫寒，却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并勤工俭学，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学费；有的女孩被男朋友抛弃了，却能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成绩优异，照样拿奖学金；还有的女孩辍学后到苏州打工，却能一边打工一边自学，通过自考获得大学文凭。
不到一个月，小美主动找到费月红，想离开工作室，正式学一门技术，找份工作。费月红为她申请了团苏州市委组织的免费技能培训班，两人商量后，选择了“美容美甲”班。
小美最近在安徽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美甲店。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她过去的经历。而张贵英，则在被杀人犯包养的阴影中，等待最后的宣判。
专业社工介入“边缘青少年群体”困难重重
同很多涉及“边缘青少年群体”社会服务缺失的案件一样，张贵英案也受到社工界、心理咨询界、非政府组织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在新一轮“政府购买服务”热潮中，那些获得政府资金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对这一案件尤为在意。
一个理想的摸排“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方法是，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摸排。此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随“团中央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欧洲，在芬兰找到了上述模式的理想实践——“青年侦探”项目。
“青年侦探”即为职业青年工作者，他们的工作是到处打听哪里有边缘青年，然后通过登门拜访、预约访谈、网络聊天、电话沟通等方式，去接触并帮助青年摆脱边缘化处境，尽快融入社会。
据芬兰官方测算，一个边缘青年每年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为100万欧元，而负担一个“青年侦探”的费用每年仅为3万欧元。
在中国，由政府出资，由专业社工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合作模式，近两年也已算不上是新鲜事儿了。在“政府购买服务”潮的浪尖——广州，启创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启创中心”)执行总监廖焕标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团海珠区委“领工资”了。
“启创中心”近期以550万元的价格承接了由广州市民政局、海珠区政府出资，团海珠区委监管的社区服务项目——为海珠区26万名6岁至30岁青少年所在的6个社区、12所学校提供社工服务。上一年，该项目的中标价格仅为250万元左右。
尽管受雇于政府，但在“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摸排上，廖焕标和他的团队仍感到困难重重。
“要摸排这类青少年，绕不开司法、公安部门，但要与他们合作，可能并不容易。”廖焕标说，针对“边缘青少年群体”的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大重要服务门类，也是最能体现社会服务价值的服务产品，但它同时也是最考验政府服务意识、认识水准的工作之一，“要司法、公安部门放开手和社会组织合作，不是‘控制’或者‘忽略’这个群体，而要‘服务’，不容易。”
廖焕标从圈内朋友处听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已有意在“社区禁毒”项目上进行尝试，与某非政府组织合作，但这一项目险些夭折，“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但司法部门能有这种意识，本身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和跨越。”
他告诉记者，香港的青少年在成为所谓“边缘青少年”之前，会经过由社工组成的5层“保护网”的过滤。第一层是社区青少年服务中心的社工，第二层是驻校社工，第三层是社区针对吸毒、卖淫等人员的专项服务社工，第四层是每天在社区巡查的社区外展队社工，第五层是从夜间23时至清晨6时巡查的深宵外展队社工。即使一不小心掉入“边缘青少年群体”，香港法庭在正式判处刑罚前还有“社会服务令”、“警司警戒令”和“感化令”，由专业社工介入对失足青少年进行辅导，帮助其找工作、读书或者创业。
“在内地，就很少见到警察、法官、检察官、医生会把可能有问题的青少年转给社工。”廖焕标介绍，启创中心接到的“边缘青少年”案例不多，且一般从有驻校社工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处获得，从未有司法机关公职人员转介过这类人群。
[ 责任编辑：芮益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