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社会进入转型期，加强社会建设日益紧迫而重要。十七届五中全会将“社会建设明显加强”作为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这无疑是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信号。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尤其是生发于民间的草根组织的成长发育日益受到关注。我国草根组织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但发展一度举步维艰：难有合法身份，难有资金保障，难有人才支撑。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对草根组织的认识发生改变，其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与政府合作的道路也越走越宽。
基层政府、草根组织：跃动社会发展大舞台
最近，半月谈记者分赴各地调研，发现草根组织的处境正在发生可喜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推出了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平台构建等促进其发育的新措施，基层政府、草根组织良性互动的局面开始显现。
从忽视到扶持，草根组织“终于吃到了母乳”
2010年，11月末，寒风料峭，昆明一个普通住宅小区的一套三居室内，窗明几净，办公桌、电脑、资料整整齐齐；房间主人——一家环保社会组织的负责人赵敏，打开投影仪，给记者一一介绍多年来在云南开展的环保项目。其中几个项目规模之大、效果之著令人惊讶，如通过和云南几个地方政府合作，改善农村饮用水、粪尿旱厕分离的项目，对提高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态度的变化。”赵敏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求跟地方政府合作，以前很困难，因地方领导不重视而流产的项目也比较多，不过这些年情况逐步好转起来。
比如以前他们曾想在某地开展太阳能计划，但当地官员颐指气使不说，还让拿出“执照”检验，当发现这只是一家“企业”后，便不屑地拂袖而去。这两年，他们与多个地方政府都有很好的合作，如他们把一个沼气项目呈报给云南某州环保局长，该局长当即决定合作，目前当地政府已为这个项目投入300多万元，大面积缓解了当地农村的生活难题。
赵敏的感受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记者在广东、四川、江苏、云南等地采访，许多草根组织都谈到了基层政府对他们从忽视到重视的态度变化。
创造了“公益孵化器”概念，为处于初创期的社会公益组织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的恩派，今年初来到四川，帮助当地发展社会组织。四川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项目经理杨睿对记者说：“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对于草根组织很怀疑，甚至恐惧，常常误以为他们就是专门干反对政府的事情。现在好多了，许多地方政府都已转变观念，非常支持草根组织的发展。”
杨睿说，过去的草根组织，大多是“喝洋奶”长大的，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如今，许多地方政府都开始尝试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他们经费支持，让大家终于吃到了“母乳”。比如最近恩派就在成都市获得了一个政府项目，帮助改善高新区青年的文化生活。
草根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受，记者从一些基层政府官员那儿得到了佐证。
成都市锦江区民政局局长贺建红直言不讳：“说实话，以前民政部门确实不够重视社会组织管理这一块，在人员配备方面普遍较弱，业务科室就一两个人。”然而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以锦江区为例，该区出台了一系列培育社会组织的计划，不久前，锦江区民政局还加挂了一个牌子——社会组织管理局，由一名副局长专职负责，还拥有一支专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队伍。
“这一切都源于政府认识的转变”，贺建红告诉记者，“实践证明，政府对自身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一些社会事务，完全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这样既顺畅效率又高。”
合作带来共赢，政府深感“有了一个好助手”
“让我在受助的同时获得了一颗感恩的心，这是爱心助学协会给我的另一笔精神财富。”这是已被保送研究生的李锐，最近写给爱心助学协会的一封信。
爱心助学协会是南京市鼓楼区的一家公益性社会组织，创办几年来，共帮扶像李锐这样的贫困生1066名，让两万多贫困家庭子女获得了公平教育机会。
爱心助学协会有效的工作，可以说是与政府合作共赢的结果。在协会的发展过程中，鼓楼区委组织部、鼓楼区民政局、鼓楼区残联以及一些社区，每年都会向协会“购买”服务。而迅速发展壮大的协会也成为政府的得力助手，鼓楼区民政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爱心助学协会确实帮了政府的大忙，弥补了政府工作的不足乃至缺位。如果在其他领域都能有这样的草根组织帮助政府，那政府的负担要轻许多，工作也会更有成效。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各地政府职能转变，如何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发现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让其积极参与到社会建设大课题中来，会对各方面工作产生意想不到的促进作用。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给社区建设带来了巨大变化。市南区总人口54万，拥有各类社会组织425家，覆盖公益慈善、社区事务协调、残疾儿童康复、困难家庭帮扶、社区矫正、青少年心理健康、老年心理辅导、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该区通过与这些社会组织合作，不仅极大拓展了社区居民交往互动的公共空间，而且社会组织专业化的工作提升了居民服务的品质，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和谐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圳市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近年来，深圳市主动为社会组织让渡空间，通过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合作。2008年和2009年，深圳市民政局先后从福彩公益金中安排1970万元和1760万元用于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这一措施，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同时也给政府带来了惊喜的回报，如商务部和市政府委托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编制5个全国零售行业标准，每个标准仅用了13.5万元，如由政府制订则至少需30万元；深圳市福利中心以低于自身服务成本一半的价格，将25个残障儿童委托民办的华阳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代养，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
社会组织也为化解社会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深圳的工业大区，宝安区外来劳务工人数众多，劳资纠纷也比较多。据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潘争艳介绍，宝安区民政局在有关社区登记成立了10家社区劳动维权类社会组织。目前这10家社会组织已调解了近百宗劳资纠纷。如新安街道海华社区来深建设者援助服务中心努力为来深建设者维权，为辖区50多名来深建设者讨薪15万余元。
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的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办副主任刘艳军，则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
刘艳军告诉记者，每到周末，南京市类似老年康复护理院这样的地方就会迎来一些志愿者，他们与老人聊天，进行心理辅导。这些志愿者，都来自通过网络进行联系的组织——南京义工联。南京义工联目前有1万多人注册，他们的义工活动，主要是为老人、残疾人等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服务。
刘艳军说：“在南京市像义工联这样的社会组织还有不少，他们的组织、号召能力非常强。现在，我们街道和社区在组织一些义务活动时也愿意借助他们的力量，往往能事半功倍。”
记者了解到，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或者对政府工作拾遗补缺，在科技、教育、文化、扶贫、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服务等各领域大显身手，已成为政府职能之外的有力补充。
[责任编辑：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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